从以上债权凭证存在的法律和社会实践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债权凭证的弊大于利，应当坚决地予以摒弃。
第一，重塑执行中止制度。执行中止制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民诉法已经列举了执行中止的几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对此作了更加可操作性的解释与补充。执行中止不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执行中止只是暂时停止对案件的执行，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对案件的实体权利义务未作实质性变更，利息仍依原判决计算，执行中止不会出现金额错误，对当事人放弃的权利或已经履行的义务都可以在执行中体现，若金额有出入均可在执行完毕前得以纠正。 人民法院要树立部分案件不能执行是正常社会规律的法律意识。债权凭证虽然反映了停止执行必然性的社会规律，但它却割裂了法律的内在联系，而执行中止才是这种风险在法律上的最佳体现。法院应理直气壮地坚持执行中止制度，凡符合法律不能执行的，就坚决中止执行。
第二，实行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谈到执行难和法制权威时认为：“在立案审查的时候，要求原告要说明被告有多大的履行能力。如果没有或人都找不到，法院会告诉他这个案子的胜诉判决可能会成为一纸空文，当事人应该有嬴了官司得不到钱的心理准备。法院推行告知义务特别要针对当事人本人，事先向原告本人告知执行不能的风险，原告本人知道可能的后果之后，如果还坚持要打下去，判决无法履行的结果是其自己选择承担的风险，再无理由说法院打白条。” 这里实质上就是提出了确立执行不能风险制度问题。人民法院在实行执行不能风险责任上要做好宣传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宣传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承担制度，让这一制度深入人心。同时要履行告知义务，在诉讼和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书面告知当事人和申请人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承担制度，让这一制度贯彻落实。
第三、强化拒不执行法律文书的法律责任。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树立新的执行理念，不断加强对执行工作的宣传，使公众都能清楚认识到，民事裁判的执行不同于刑事裁判，民事裁判能否最终执行，根本的因素在于债务人有无财产可供执行，一些案件之所以最终不能执行，属于民商交易风险的体现，从而澄清民事裁判必须而且能够百分之百执行的认识偏差，使全社会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法院的执行工作。 民事案件有交易风险，但是民事案件除了违约损害赔偿案件之外，还有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违约损害赔偿案件伴有交易风险不难理解，但是对于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而言，交易风险显然是解释不了的。可见，对于履行不能案件的执行仅确立履行不能风险制度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制度解决不了履行不能案件中的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在执行实践中，如果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因为被执行人履行不能，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得不到最终执行，那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这不但不符合民事立法的宗旨和目的，而且会动摇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强化拒不执行的法律责任，不能仅界定为“有执行能力”拒不执行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无执行能力”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规范申请执行法定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可以考虑规范申请执行法定条件，也就是增加规定：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对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的不予立案执行。申请人应当承担申请执行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依照职权查证应当有所限制，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举证的，有权书面申请人民法院查证但应提供证据线索。笔者建议规范为：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民法院经审查被执行人明显履行不能的，裁定驳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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