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罹于诉讼时效的债权，可否设定抵押担保?依照我国《民法典》规定，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仅仅丧失胜诉权，但其民事权利本身并没有消灭，只是该权利失去了国家强制力的保护，而成为一种自然权利。《民法典》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可见，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因债权已罹于诉讼时效而消灭。对于已罹于诉讼时效的债权，债务人仍可以自愿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人履行后，不得以不知诉讼时效为由，请求债权人返还。债务人对已罹于诉讼时效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并不违反抵押权设定的附随性要求。因此，在民法理论上，有学者认为，对于诉讼时效完成后的债权，债务人仅取得拒绝履行之抗辩权，债权并未消灭，请求权亦并非不得行使;对于罹于诉讼时效的债权，提供担保而设定抵押权的，与抵押权设定的附随性特征并无不合，况且民法规定有时效利益放弃的制度，请求权已经时效消灭，债务人仍为之提出担保者，不得以不知时效为由，请求返还;故罹于诉讼时效的债权，可以为抵押担保的债权。在立法上，《德国民法典》第222条规定：“时效完成后，义务人有权拒绝给付。为清偿时效已经消灭的请求权而履行的给付，虽然不知时效已经消灭，也不得请求返还。义务人以合同予以承认或者提供担保的，亦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44条第2款也规定：“请求权已经时效消灭，债务人仍为履行之给付者，不得以不知时效为理由，请求返还。其以契约承认该债务，或提出担保者，亦同。”
对已罹于诉讼时效的债权，其实现抵押权的期限如何确定?有学者认为，对于时效已届满的债权设立抵押权时，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就清偿期作了重新规定，则以约定的日期为被担保债权的清偿期;若双方当事人对债权的清偿期未作约定，则抵押权设立后，债权视为已经到期，但债权人应当给予债务人合理的催告期，催告期届满后，债务人仍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另有学者认为，对已过时效的债权所设定的抵押权，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重新约定了清偿期，其实质是变更了债务的履行期限，诉讼时效也因之重新计算;对诉讼时效届满后债权人与债务人未重新约定履行期限的，立法应规定除权判决或规定除斥期间加以限制，因为如果不作此规定，在债权人长期不行使抵押权的情形下，抵押人的财产就会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我们认为，在债权人与债务人重新约定了债务清偿期的情况下，发生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结果，对此种债权设定抵押担保，其担保期限自然为当事人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间。但对于诉讼时效届满后债权人与债务人未重新约定履行期限的，属于自然债权，债务人可以自愿履行，抵押人也可以设定抵押担保，但被担保债权属于自然之债，因主债权人已丧失胜诉权，故抵押权人享有的抵押权也将归于非强制力保护的范畴，但如果抵押人自愿履行担保义务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
《民法典》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过其抵押物的价值。财产抵押后，该财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过其余额部分。”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在设定抵押时，应保障抵押物的价值大于或等于其所担保的债权数额，否则不能设定抵押权。该规定的立法意图显然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使其债权获得充分的担保而有完全受偿的可能。然而该规定过多地考虑抵押权人的利益，在利益衡量的天平上完全倾向于抵押权人一方，却殊不知有越俎代庖、杞人忧天之嫌，过多地干预了抵押当事人的权利。因此，《民法典》不仅在法律上引起了不少争议，而且在实践中也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
《民法典》规定容易使人理解为是一种强行性的规定，因为它使用了“不得”之词，而“不得”在法律规范性质上属强制性规定。按照上述理解，如果当事人在设定抵押时，抵押物的价值低于债权的数额，将有可能导致该抵押合同的无效。从审判实践来看，确实存在着因为抵押物的价值低于担保的债权的价值而被宣告无效的情况。然而，绝大多数学者都对《民法典》规定提出了批评。王利明教授指出，要求抵押人提供抵押的财产必须大于或者等于其所担保的债权的价值，并不符合担保法保障债权的目的。而且在实际的操作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抵押权的不可分性也决定了设定抵押时，强调抵押人提供的财产价值高于或等于其所担保的债权的数额，是没有意义的。我国《民法典》应当允许抵押人可以以任何价值的财产设定抵押，只要债权人同意接受即可。邹海林博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抵押担保和债权的价值之间不应当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不论债权的价值大小，更不论抵押物的价值高低，为担保一定数额的债权，抵押人可以任何价值的财产设定抵押。依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权的设定仅以所担保的债权为限，已然构成立法者对抵押担保交易的当事人事先设定的不应当存在的立法风险。我国担保法第35条第1款的规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完善我国的抵押制度时，应予删除。
U633687664
U582679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