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签约难”。尽管各级政府一直三令五申，但农民工仍然难以全部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在发生劳资争议时，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往往各执一词。而农民工所处地位，决定了他们取证的艰难。一旦工友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出来作证，他们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二是“核算难”。这一难在建筑施工行业显得尤为突出。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有预算、工程量及工程进度等方面的统计，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农民工身上，则很难准确计算出他们每个人所付出的劳动量。之所以会这样，与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的“行规”有直接关系，即“工人工资不按月、周结算，只按工程项目周期长短结算”。这样常常导致农民工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陷入被动。
三是“要钱难”。目前的建筑市场上，将工程化整为零、化大为小的层层“分包”、“转包”现象非常普遍，工程款一级拖一级长期不付等现象时常发生。
四是“维权难”。在有关部门协调、调解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供农民工选择的唯一合法途径是“先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一般从申请仲裁到仲裁决定下达，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再诉至法院，时间还要延长。而对于欠薪者来说，往往可以充分利用法律程序上的时间规定，拖垮农民工的意志和耐心。有的甚至在仲裁期间或法院审理期间从容转移财物并逃匿隐藏。
农民工受认知能力的限制，导致依法维权知识普遍缺乏，是讨薪时一道难迈的“坎”。例如，大多数农民工分不清与用人单位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如果是雇佣关系，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的调整，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而劳动关系则受劳动法等专门法律的调整，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当按照“先仲裁后诉讼”的程序处理。同时，两种关系的性质和法律后果也完全不同。由于农民工受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的限制，往往很难及时寻求到正确的法律救济渠道和途径。
维权成本高。一项调查显示，为了索要不足的1000元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诉讼费、代理费、通讯费等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至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元至1050元。如此昂贵的维权成本，往往使农民工在维权时望而却步，不得不咽下“流汗又流泪”的涩果。
广泛普及法律知识。各级工会、普法、司法、劳动保障等部门要广泛向农民工宣传普及劳动法、工会法、安全生产法、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使他们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当怎样维权。
加大监督查处力度。劳动保障、建设等部门应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及时有效地制止和纠正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对存在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要严厉处罚，并及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劳动行政部门还应会同工商行政管理、建设等部门开展经常性的突击检查活动，以有效地遏制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发生。
建立农民工维权体系。当前，迫切需要建立法律培训、免费咨询和指导与法律援助相结合的农民工维权体系，以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
审判机关简化程序。基层人民法院应从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费用、提高工作效率、缩短诉讼周期、完善司法救助体系等方面入手，通过建立特别的简易程序，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进行快速及时有效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