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身损害解释》中，规定了两种护理费的计算标准;一是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这是针对有收入的人因护理受害人而产生的误工损失这一情形;二是参照当地护工同级护理报酬标准计算，这是针对没有收入的人或者雇佣护工护理受害人这种情形。这两种标准如何选择适用，就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焦点问题。
案例一：原告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医嘱需要一人护理。但实际上原告的三个子女同时对原告进行了护理。原告提供了三个子女的三份误工证明。法院认定护理只需一人，最终确定按最高的收入作为护理费的计算标准。
该案涉及在只需一人护理的条件下，如果实际有多人同时进行护理发生误工，应该选择何人的误工费作为护理费的计算标准的问题。就此，主要是应当考虑受害人在医嘱明确需一人护理即可的情况下，虽然受害人不遵医嘱由多人同时护理，但其护理者均为其子女，因此很难认为这样有不合情理之处。所以该案裁决以实际护理人中最高收入者作为护理费计算标准，较好地考虑了人之常情。
该案涉及的问题是：受害人只需一人护理，但实际由亲属护理发生误工，同时又聘请护工进行护理，则选择何者作为护理费计算标准?在该案中，受害人并无明确医嘱需要护理，根据实际情况固然可以确定受害人受害人需要护理，但显然并不需要非常特别的护理，因此在聘请护工后，受害人妻子的护理误工很难被认为是确有必要的。
案例三：原告年近六十，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住院治疗一年多，医嘱住院期间需一人护理。被告聘请了护工护理原告，但原告丈夫也护理原告发生误工。法院考虑到原告伤情较重且年事已高，即使被告聘请护工也不足以排除原告丈夫进行护理的必要性，而且原告也没有要求被告聘请护工进行护理，最终确定以原告丈夫的误工作为护理费的计算标准。
该案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在只需一人护理且赔偿义务人已经聘请护工的情况下，受害人亲属仍进行护理并发生误工，如何计算护理费?对此，关键还是考虑受害人亲属进行护理是否具有特别的必要性。在该案中，原告年龄较大伤势也较重，医嘱需一人护理，因此原告丈夫进行护理应该说是适当的，所发生的误工费用也并不高，所以该案裁决以原告丈夫误工作为护理费计算标准是比较妥当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用何人进行护理，应当由受害人来进行选择，只要这种选择没有扩大损失的故意或者过失，而且符合社会常情，就是可以的。
从以上三个案例中，可以发现，实践中对护理费计算标准出现的主要争议之一，就是在实际护理人超过医嘱确定的护理人数的情况下，如何选择确定护理费的计算标准。此时，首先要考虑实际护理人进行护理的必要性，这要根据受害人年龄、伤势以及与实际护理人的亲属关系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然后从利益平衡角度考虑，只要确是出于伤势需要、亲情等合理因素进行护理，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并没有扩大损失的故意或者过失，而且误工数额也比较适当，就可以按几名护理人中收入较高的一个标准来计算，以优先照顾受害人的利益，这样也能同时兼顾赔偿义务人的利益。总之，对这种情形还是要分析清楚个案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较好，切忌简单化和形式化。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选择问题，《人身损害解释》中规定的“误工费标准”和“护工报酬标准”这两个护理费计算标准本身的合理性如何判断，也是司法实践中对于护理费计算标准的常见争议之一。
案例五:原告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导致一级伤残，医院证明原告需雇两人护理，每人每天72元，认为此标准比上年度平均工资略低，属于合理，确定以此作为护理费的计算标准。该案也是对“护工报酬标准”合理性的判断，只不过是以上年度平均工资作为标准。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对于“护工报酬标准”的合理性问题，主要看该标准费用是否明显过高，明显偏离市场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医院的建议，并根据雇工市场情况及年度平均工资作为参照物来判断。
至于“误工费标准”的合理性判断问题，主要还是应当考虑实际护理人误工进行护理是否确有必要，而不应仅以误工费本身的高低来判断合理或不合理。至于误工护理是否确有必要，应综合受害人的年龄、伤势、亲情关系等因素根据个案具体情况予以判断，着重点在于判断受害人是否有扩大损失的故意或过失。比如受害人的伤势经治疗已基本稳定，通过护工护理即可，但却仍长期由收入较高的亲属进行误工护理，这就很难说受害人没有扩大损失的故意或过失，所以这时就不应采用“误工费标准”来确定护理费，而应采用“护工报酬标准”来确定，因为“误工费标准”是不合理的。
在采用“误工费标准”来确定护理费计算标准时，会遇到与上节探讨的受害人误工费同样的问题，则对这些问题讨论已经在上节中具体阐明了，在此不再赘述。
另外，如果受害人无法提供护理人的收入证明，则应当视为护理人没有收入，此时应采用“护工报酬标准”来计算护理费。而如果受害人提供了护理人的收入证明，但不能证明护理人有误工损失，则应视为护理人没有误工损失，此时就不存在护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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