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主体不平等。对于一般侵权行为来说，加害人和受害人地位具有平等性、互换性和特定性。而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受害人多为缺乏规避与抵制能力的一般公众，地位处于不平等状态。
第二，侵害缺乏直接性。一般侵权行为直接作用于个别受害人的财产和人身，比较单纯、直接，易于确认，受害人可用财产权和人身权为依据获得救济;环境侵权行为往往要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间接作用于人身及公私财物。而环境诸要素，如空气、阳光、水等则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客观存在，经济学上称为自由财产，人们不可能对其占有和支配，不具备民法所称的财产性。更有甚者，经济活动产生的废弃物排放环境中，被传统民法理论视为行使企业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权的具体表现。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环境权，作为环境损害的救济依据。
第三，导致环境侵权的排污行为具有“合法”性。从法律价值判断，一般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或违反社会道德;而导致环境侵权的各种排污行为，在现有生产技术水平下多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附随的产物，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妥当性，这些甚至是合法行为。
第四，环境侵权具有连续性和不确定性。一般侵权行为一般是一次性的，或持续时间很短，损害随着侵害行为的实施而立即发生，受害人及司法机关易于认定。环境侵权常具连续性、反复性，通常要通过广大的空间和长时间的积累并经多重复合效应，其损害才能发生并显现出来，具有积累性、滞后性和不确定性。这样何人为加害人，侵害行为何时发生，有无过错，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联系都难以判断。环境侵权的上述特征使得传统民事责任理论对环境损害难以发挥妥善救济功能，此种现象违背了人类公平正义的理念，有必要对传统的民事责任理论加以修正和发展，但就整个法律原理而言，也不能因环境侵害救济而改变整个民事责任理论和制度。因此，环境民事责任的概念、理论、制度产生了，它仅适用于环境侵权领域。
这里的问题首先是，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七条将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表述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三年诉讼时效表述为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二者的不一致是法律上的不协调。前者着眼于主观认识意义上的法律权利是否受到伤害，后者着眼于客观存在意义上的财产或身体健康是否受到伤害。其次，二十年对于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求偿来说，第一，本身也不够长，已知的日本富山痛痛病病因自初次发现患者到政府确定历时22年，熊本水俣病的病因确定经过15年，未知的环境污染引发的损害原因的查明，又有谁能保证会比这更乐观一些呢?第二，由于本身的不够长，因而也就不能弥补三年时效短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