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行为发生时，空间因素具有不确定性。人民法院有管辖权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的先决案件，如果人民法院对某一案件不具有管辖权，就不得审判案件，当事人也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人身损害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侵权行为地又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而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同样也必须以人民法院对该民事案件享有管辖权和条件。一般地说，由于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在管辖权有确定方面并不透用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而是适用刑事诉讼关于管辖的规定，并且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与刑事诉讼一并由同一审判组织进行审判，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对刑事案件享有管辖权，负责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的人民法院当然地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享有管辖权。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提起诉讼时，只能向负责审判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起诉，不能向其他人民法院起诉。
由此看来，人身损害行为发生后，可能存在三个以上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赔偿权利人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一个法院提起诉讼。而相关统计数据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为单位公布的，各区域的统计数据存在不同。当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在不同的统计区域时，其参照的统计数据亦有高低之分。赔偿权利人便可依此选择统计数据较高区域的法院来提起诉讼，以达到获取更高赔偿数额的目的。而与此鲜明对照的是，赔偿义务人实施侵害行为后无法及时预见自己将为侵害行为要承担多大责任。
具体说来，赔偿权利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可以从各自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来左右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从而达到适用对自己有利的统计数据的目的。民法通则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1年。在此期间内，赔偿权利人可以任意选择时间来提起诉讼。我们不难发现，当赔偿权利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越晚，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相对亦越迟，有时甚至会跨越一个甚至两以上统计年度。而统计年度愈靠后，相关统计数据也就愈高，赔偿得利人可获得的赔偿数额也就越多。这样就会不正确地指引赔偿权利人尽量推迟提起诉讼的时间以获得更多的赔偿。
另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通常需要进行鉴定，而鉴定有时又会旷日持久。鉴定时间的长短与法庭辩论时间的早晚同样有着密切关系。鉴定耗时越长，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相对也就越晚。当跨越统计年度时，赔偿的数额也会有明显不同。例如：某甲于2006年8月对某乙造成伤害，某乙于当年9月即提起诉讼，2006年12月法庭辩论终结，则应适用2005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来计算赔偿数额;如果某乙于2007年8月才提起诉讼，当事人申请鉴定后，对鉴定结论不服又申请重新鉴定，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可能在2008年6月份，则应适应200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来计算赔偿数额。同样的案情，因当事人的不同处理方式不同，赔偿数额就会出现很大出入。正因为如此，赔偿义务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无法对其损害行为所要承担的责任作出应有的预测。
赔偿数额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赔偿义务人在损害行为发生时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合理的预测，以致难以实现法律的预测作用;另外，同样案情的不同处理结果也会引发人们产生法律不公正的看法，有损法律尊严。而要改正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这种缺憾，维护法律尊严，就必须做到损害行为发生时，计算赔偿数额所参照的统计数据就被确定无疑。即要确保赔偿数额计算方法的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的唯一性和确定性。
因此建议采用损害行为发生时和损害行为发生地作为指引的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也就是说误工费、丧葬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的赔偿数额按照损害行为发生时损害行为发生地的上一年度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这样损害行为一旦发生，损害结果得以确定，相关的赔偿数额也能够简明地计算出来，以便更好地实现法律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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