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查明：xx站经上级批准，决定迁址新建，以适应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xx会为解决直属单位住宿、办公用房决定征用xx站的旧站址建房，得到全国xx会的批准。双方就旧站址的房地产划拨转让进行了多次协商，在经长沙市政府及其土地管理局、城建局等有关部门办了手续后，于1991年6月22日签订《房地产有偿划拨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xx站将长沙市民主西街8号6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7259.9平方米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作价550万元划拨转让给xx会。协议生效后30天内，xx会付给xx站转让费250万元，1992年5月31日前再付100万元。1993年2月底xx站交付3栋住宅楼(3563平方米)后，xx会于同年3月10日前付给xx站120万元;余下80万元待xx站1994年3月底前将全部房地产交付xx会，经验收双方签字认可后半个月内，xx会一次付清。协议还约定两项违约赔偿条款，即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履行协议，也不得提出协议以外的要求，不论哪方违约，不划拨转让或不接受划拨转让上述房地产，均按转让费总价格的50%向对方交纳赔偿金。如果xx会逾期付款，每逾一日，按已付款数的3%向xx站交纳赔偿金;如xx站逾期交房，亦按对等条件向xx会交纳赔偿金。
协议签订后，xx会按约定于1991年7月21、22日分别付给xx站150万元、100万元;1992年5月26日又付100万元;1993年1月8日应xx站的请求，提前给付20万元，总共付给转让费370万元。按协议的约定，xx站向xx会移交了房屋档案材料，xx会于1992年12月26日向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证。在协议履行期间，xx站于1991年11月5日经长沙市政府批准，在长沙市火星开发区征地12.9亩作为新站址，并于1992年4月开始动工建设。同年10月至1993年2月，xx站以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建筑承包合同变更、资金严重缺短、工程难以继续、不能按期搬迁交房为由，先后6次致函xx会，要求增加转让费。xx会口头通知xx站要严格执行协议，不同意增加转让费。xx站未按约定在1993年2月底向xx会交付3栋住宅楼，xx会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xx站全面履行合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在诉讼中，根据xx会的申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xx站新站址房地产进行财产保全，即未经法院许可，xx站不得擅自转让新站址的房地产。在一审庭审中，xx会以xx站违约使合同继续履行成为不必要为由，要求终止合同，xx站亦表示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并经各自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又在长沙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办理了房地产划拨转让手续，因此所签订《房地产有偿划拨转让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xx站主张的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即xx会未领取房屋产权证，协议尚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协议约定的逾期付款一日，按3%交纳赔偿金的违约条款，参照有关合同违约责任的法律规定，显属过高。因此，原审法院撤销了协议中的这一条款，确认其余部分继续有效，是正确的。协议订立后，xx会按约定向xx站交付了转让费。xx站不能以建筑材料涨价，建筑承包合同变更，资金严重短缺为借口，不按期向xx会交付3栋住宅楼。xx站违反协议，给xx会造成了经济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本案的处理有不当之处。
第一、xx会的经济损失应是双方协议转让的房地产原协议的价格与现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此差价已经包括了xx会付给xx站370万元转让费的利息损失，原审法院判决xx站赔偿xx会经济损失的同时，又判决支付转让费的利息，是不妥的。另外，原审法院判决认定xx会的经济损失(即原协议价格与现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为275万元，与现行房地产市场价格比较，此差价偏低，应予适当提高。
第二、法院判决应当是依法对双方当事人讼争的实体问题，以及诉讼费用作出处理。xx会要求xx站以转让其新址房地产的价款抵偿应付的款项，xx会的这一请求，只有在xx站确实不能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法院决定强制执行时才可考虑予以实施。原审法院将可能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写入判决书内，也是不妥的。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于1993年10月30日作出判决：一、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项;三、xx站退还xx会转让费370万元;四、xx站支付xx会赔偿金3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