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是指根据一国法律的规定，哪些争议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哪些争议不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来决定哪些争议可以交给民间性质的仲裁庭，哪些争议属于代表公权力的法院专属管辖。因此，在某一法律体系下，一种特定类型的争议是否是可仲裁的，实质上是一个由该法律体系来解决的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问题。[1]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来看，那些可以由当事人自行处理或通过和解解决的争议(主要是商事争议)都可以提交仲裁;而那些涉及到人身关系和地位的争议(如自然人地位和行为能力、离婚、收养等)以及某些涉及他人和公共利益保障的商事争议(如反托拉斯、证券、专利、破产)则不宜提交仲裁。不过，晚近以来的实践表明，以往那些通常被认为不具可仲裁性的商事争议，如反托拉斯争议、知识产权争议、证券争议、破产争议、消费者争议等，正逐渐向可仲裁的方向发展。[2]
然而，涉及贿赂的合同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却似乎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一般认为，行贿是严重违反公共秩序甚至是违反刑法的行为，应受到普遍的谴责与禁止。可是，有些国家在对外贸易实践中却与其发表的谴责行贿与腐败的公开声明不符，它们甚至正准备对那些通过支付佣金或其他物质诱惑而取得出口订单的国有企业给予赋税上的优惠。[3]这种以贿赂为目的的合同固然是不可执行的，但如果合同双方发生争议，能否提交给仲裁解决呢?这类合同通常也和普通商事合同一样包含有仲裁条款，这就涉及到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
不过，此后的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都发生了重大转变，那种认为只要争议关乎公共政策即不可仲裁的观点和做法逐渐遭到摒弃。其理论依据主要有：第一，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既然当事人已经达成合意将他们之间的任何争议提交仲裁解决，那么他们的意愿应该得到尊重。第二，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可分性)理论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基础合同含有贿赂等非法内容并不导致仲裁条款不可执行。尽管基础合同中的行贿内容如果属实则可能构成犯罪，应由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处理，但当事人之间的仲裁条款处理的是他们之间的民事争议，这种争议是属于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解决而无需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干预的，因此这类涉嫌贿赂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可执行的。第三，根据管辖权/管辖权原则，在当事人一方提出基础合同存在行贿情形时，仲裁庭有权对自己是否具有管辖权行使管辖权。因此，现在的主流观点已经是：合同的非法性主张本身并不使仲裁庭丧失管辖权;相反，仲裁庭有权听取当事人的主张，接受证据，并对是否存在非法性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6]实践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已将上述仲裁条款独立性(可分性)理论及管辖权/管辖权原则的内容写入其《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第1款[7]，各国国内仲裁法以及ICC等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也都有类似规定。近年来，除了个别商事仲裁实践比较落后的国家曾有过相反实践外[8]，英国、美国及瑞士等不少国家的法院都已在判例中明确承认，仲裁庭有权接受涉及贿赂的合同当事人的仲裁申请，并应独立地对非法性问题作出裁判。[9]
因此可以说，就目前来看，涉及贿赂的合同可以仲裁、应由仲裁庭对争议行使管辖权，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取得了共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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