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所以区分各种有名合同，并在实体法和诉讼法中针对各类合同作出不同的法律规定，原因在于立法者对各种契约关系中的利益关注程度不同。换句话说，在纷繁复杂的契约法律关系中，由于立法者更侧重于对某一秩序的干预和调整,或对某一利益的保护，因此通过成文法赋予了相关一方当事人某种不同与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正是由于这些权利义务的不同，才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有名合同。
首先，从实体法即《合同法》的规定来看，虽然加工承揽合同与买卖合同有着相似性，但是定作合同还是有着与买卖合同的显著区别：比如合同法规定定作人对承揽人的工作有监督、检查权，定作人有单方改变定作方案的权利，有单方要求承揽人停止加工行为的权利，承揽方未经许可不得留存技术资料和复制品等。法律赋予定作人如此诸多的权利，其结果几乎使定作人达到了控制整个加工过程的程度。其实也就是让定作人控制整个加工过程，反过来也就是说，只有定作人控制整个加工过程的合同，法律才确认其为承揽合同。从合同当事人的角度来解释也就是说，只有在定作人有控制生产人生产过程、而相关商品生产人也同意定作人对自己的生产过程进行必要控制时，双方才称得上达成了“加工承揽”的合意;如果双方虽然达成了某种合同合意，但该合意中不包含定作人对生产过程进行必要控制的内容，则双方达成的就不是“承揽”合意而是别的合同合意，双方签定的合同也就不是承揽合同而是别的合同。因此，在现实中，即便有的合同作了诸如“留置权”的约定，但如果该合同中没有定作方控制生产过程的意思表示，或者该合同明确排斥定作方对生产方的必要控制，则不论双方在合同中如何约定留置权，都不能认定双方签定的合同是承揽合同。
其次，从诉讼程序法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法的适用解释中，明确将承揽合同的加工地作为承揽合同的履行地以及诉讼管辖地，这与买卖合同一般以标的物交付地为合同履行地是有明显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做如此规定，一般来说，，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查明案件真相的目的，即通过诉讼管辖权的制度构建，使法院最大可能的接近案件主要事实的发生地，以方便办案。而最高法院将承揽合同的“加工地”作为承揽合同的履行地，并进而将加工地作为诉讼管辖地，这说明司法机关关注的也是承揽合同的加工过程，审查的重点也是加工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也说明法院系统亦认为注重加工过程约定的合同才是承揽合同，反过来解释就是，不注重加工过程而只注重标的物交付和转让的合同的应当是买卖合同。
由此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注重的是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监督;如果一个合同规定了定作人对生产过程的必要的控制权，而且这些控制权显然属于该合同的重要部分，则该合同应属于承揽合同，反之则属于买卖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