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涉及到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同时涉及到如何正确区分欺诈和重大误解，另外，还涉及到(撤销合同)撤销权的行使问题。
《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对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民通意见》第73条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在本案中，被告吉祥服装厂在采购布料时误以为是纯棉布料并将其制成成品卖给原告，从其主观上看，并没有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因此，被告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
但是，由于原告和被告都将布料当作是纯棉布料而订立了合同，双方对合同标的物的质量都发生了错误认识，并且此种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利益，根据《民通意见》第71条的规定，此合同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根据《民法通则》第59条和《民通意见》第73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或者予以变更。
但在此案中，由于双方订立合同的时间为1996年8月16日，而原告在1997年9月26日才向法院起诉，因此，根据《民通意见》第73条第2款的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因顾客退货而造成的损失应根据过错程度由双方承担。
对于本案，存在以下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吉祥服装厂将含化纤15%的布料当作纯棉布料制成成品，卖给原告，并告知为100%纯棉，与事实不符，已构成欺诈，原告享有合同撤销权，可以请求变更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是基于对合同标的质量的错误认识，属于重大误解，原告方享有合同撤销权，因为合同已履行完毕，撤销合同、恢复原状将给双方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应对合同的价格条款予以变更，兼顾双方的利益。
第三种意见认为，虽然原告基于重大误解，享有合同撤销权，但由于原告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该权利消灭，原告解除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因顾客退货而造成的损失应根据过错程度由双方承担。
可见，对于双方合同是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还是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存在争议。
《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何谓 “重大误解”?《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一般认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是当事人对合同关系某种事实因素主观认识上的错误而订立的合同。重大误解有双方误解和单方误解之分，前者指双方当事人意图指向的标的不一致或双方对同一合同因素发生认识相同的错误，后者指当事人一方对合同因素的错误理解。重大误解一般以双方误解为原则，以单方误解为例外。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是：(1)必须是表意人因误解作出了意思表示。(2)误解必须是合同当事人自己的误解，因第三人的错误而发生误解，并非合同法上的误解，当事人因第三人的错误而发生利益上的重大失衡，可按显失公平处理。(3)须表意人无主观上的故意。(4)误解必须是重大的，所谓重大，指一般人如果处于表意人的地位，假使不是由于错误，就不会作出那样的意思表示。从司法实践来看，重大误解包括如下几种情况：(1)对合同的性质发生误解，如将买卖作为赠与或将赠与作为买卖;(2)对当事人特定身份的认识错误，如以信用为基础的委托合同和对履约能力有特殊要求的合同(承揽、加工合同)，如果对当事人的身份发生了误解，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3)对标的物性质的误解，如把赝品当作真品;(4)对标的物质量的认识错误;(5)对标的物价值或报酬的误解。此外，当事人对标的物数量、包装、履行方式、履行地点、履行期限等内容的误解，如果并未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或合同目的的实现，一般不应认定为重大误解。
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与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在定性问题上容易混淆。根据民通的意见的规定，采用欺诈手段订立合同，是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表示而订立的合同，重大误解和欺诈都包含了表意人的认识错误问题，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误解一方陷入错误认识是由于自己的过失(非故意)造成的，而非受欺诈的结果;在欺诈的情况下，受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是由于他人实施欺诈行为为而诱使自己作出非真实的意思表示，而非自己的过失造成的。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欺诈、胁迫行为属于无效行为，新《合同法》则增加了限制条件，即只有此类行为损害国家利益才是无效的;损害非国家利益的，按第54条的规定，属于可撤销行为。
本案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撤销权的行使。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是一年，自撤销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发生即撤销事由起算，撤销权存续一年而当事人没有行使的，撤销权因除斥期间届满而归于消灭。撤销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一方当事人无权依自己的意思直接通知对方当事人撤销合同，只能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而《合同法》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民通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可见，当事人在既定的时间内不行使撤销权，则发生撤销权消灭的法律后果。这一年的期间为法定不变期间，不因任何事由而延长或缩短。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所差异，二者的差别在于除斥期间的起算点表述不一致。《合同法》规定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则规定除斥期间自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发生时起算。在二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因为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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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569335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