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工厂”造成大量贸易顺差，加重了人民币升值压力。跨国公司纷纷将产品制造中心移向中国，以加工为主，产品除内销外，大量销往境外关联公司，使我国既减少了对该产品的进口又增加了出口，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及国际收支双顺差的重要因素，加重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二)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的性质具有隐蔽性，外汇收支类别归属难以把握。现行的外汇管理政策将外汇收支分为经常和资本两个方面，从政策制约的严格程度来看，经常项下的外汇管理政策在经常项下可兑换的大环境下呈逐步放开趋势，因而，经常项下的外汇管理政策比资本项下管理政策宽松，有些跨国公司利用一松一紧的政策差异，避紧就松，通过关联公司伪造合同发票，隐藏资金真实性质和用途，假借预收货款等贸易之名，而行融资之实。由于外汇管理政策对经常项目外汇流入流出监管基于真实贸易背景，而其真实性又难以考证，致使境外资金变换身份流入境内。
(三)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间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定价缺乏标准，外汇管理的真实性审核形同虚设。大量技术咨询费、商标使用费、技术专利使用费等外汇固定汇往境外母公司，呈现出合法而不合理的现象。外汇管理部门对于无形资产售付汇的真实性审核要求外汇指定银行审核合同(关联企业可随时签订修改合同)、外经贸部门出具的《技术合同登记证书》等资料，最重要的是完税凭证，外汇方面的审核处于真实性审核的末端，外汇局及外汇指定银行对无形资产价格的合理性无法判断，因此，只依照外汇管理文件要求审核单证是否齐全，这样的真实性审核无法起到监控异常资金的作用。
(四)外债管理滞后，控制手段较软。我国对企业外债的管理实行“投注差”管理和债务人登记制度。“投注差”管理既包括中长期外债也包括短期外债，中长期外债采取发生额管理，而短期外债采取余额管理。外汇局对企业借债次数、利率高低、金额大小都无具体规定。关联公司与其跨国母公司发生的外债规模是否与经营规模匹配，外债的实际用途也很难监测。另外，通过贸易、非贸易流入、延期付汇的隐性外债，只有借债方有偿还外债需求才到外汇局备案登记，隐性外债方才浮出水面。外债备案登记制度最终制约和统计的是合法渠道和已暴露的外债，而对异常渠道流入的隐性外债不能及时发现，影响了我国对外债的管理效果。
(五)支付结汇制度在关联交易面前显得乏力。2004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了支付结汇制度，规定了单笔20万美元资本金结汇、外债结汇要直接支付给最终收款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效果不佳，跨国公司可利用关联交易巧妙地规避政策的限制。一是采取分散日期拆分汇入、拆分结汇方式;二是采取一日多次汇入、多次结汇方式;三是采取虚拟交易迂回方式结汇，由关联公司作为收款人，结汇资金经关联公司的人民币账户划回自身账户。四是采取甲银行结汇，结汇人民币划至乙银行自身人民币账户，躲避银行的监督和外汇局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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