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交警队事故认定书在刑事审判中作用的认识。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证据的一种，庭审中法官应对其证据效力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要求的，应当加以认定。这一点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已没有争议。但在具体案件的审查过程中，“合法性”审查和“客观性”审查办案法官都能做到，但“关联性“审查却容易被忽略掉。笔者认为，所谓“关联性”审查，是指审查证据与犯罪构成之间有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果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则证据符合“关联性”要求，可以采用；否则，就不符合“关联性”要求，应加以排除。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审查证据“关联性”尤其要重点审查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被告人的违章行为是否就是导致被害人死亡或重伤损害后果发生的行为，也即是被告人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违章行为与事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举例说明：驾驶员甲在正常行驶中遇到闯红灯强行穿越马路的行人乙，甲立即刹车，仍造成乙当场死亡的后果。甲发现乙死亡后十分恐惧，驾车逃逸，由于甲肇事后逃逸，交警队事故认定书认定甲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如果此时机械地理解最高院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甲属于承担全部责任并造成一人以上死亡结果的情形，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再加上有事后逃逸的恶劣情形，还应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法定刑副度内量刑。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此案中甲应无罪。对于从事高度危险作业的机动车驾驶人而言，只要其遵守了交通规则，仍造成事故的，就不应认为其主观上有刑法上的故意或过失（但其可能存在民法上或行政法上之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或行政责任），既然行为人没有过错，则事故就属于刑法上的意外事件。例子中，甲在撞死乙时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遵守了交通规则，对乙的死亡结果，没有过错可言，应定意外事件。甲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之处在于事后逃逸，但事后逃逸行为又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乙是当场死亡，不是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在刑法上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只能进行相应的民事和行政处罚。因此，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相关配套行政法规对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责任进行的一种划分，而非刑事责任的认定。事故认定书对于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只有参考意义而无决定意义，刑事法官和刑事检察官在办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应科学地看待事故认定书的证明作用，重点审查被告人的违章行为和事故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认定。实践中行为人”逃逸”的方式五花八门，有以救助被害人名义将被害人抬上车后又将其弃在路边的，有把被害人送到医院安排妥当后又”逃逸”的，有先给110和120打过求救电话然后又”逃逸”的，对于这三种行为是否构成”逃逸”？笔者认为应构成“逃逸”，根据最高院关于交通肇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凡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都是“逃逸”，因为这三种行为行为人都具有逃避法律追究主观动机，但如果被告人有打110、120或送到医院后再逃逸情节的，由于其对被害人实施了一定的救助行为，主观恶性与典型的逃逸方式相比相对较小，在量刑上可予以适当考虑。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形，行为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害怕群众殴打，躲在一旁悄悄观察，待交警来处理事故时，及时出现并予以配合的，由于此种情形行为人没有恶意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另外，逃逸行为一经实施，即告成立，不存在“逃逸未遂”和“逃逸中止”的问题。即便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能及时放弃“逃避法律追究” 的目的，主动归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肇事经过，也不能改变逃逸的行为性质，但可依法认定为自首。对于行为人刚开始逃逸，马上又返回事故现场，积极救助被害人并向有关机关报告，接受处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不认定为具有“逃逸情节”。
三、对被告人自首的认定。刑法上的自首要求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交通肇事罪是过失型犯罪，隐蔽性较弱，肇事者到案后，一般都能如实供述，因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交通肇事案件审判实务中争议的不大，争议较大的是对“自动投案”的认定。
（二）自动投案的区域限制。最高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经查实犯罪嫌疑人确已准备投案，或正在投案途中，被司法机关捕获的，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这里的“投案途中”如何界定？其区域范围有多大？新郑市的交通肇事案件多发生在距离市区较远的农村，有的被告人在交通肇事后往往因惧怕受害人家属的打骂和纠缠而离开现场，回到家中就以后的赔偿问题进行一些安排，准备安排完毕立即投案，但尚未来得及安排完毕便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能否认定为是在投案途中？如王某在犯罪后报案并返回家中，因涉及将来的赔偿，便又到当地的保险公司查询车辆的投保情况，准备查询完毕后立即投案，但在保险公司被公安机关抓获。对此能否认定为自动投案从而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王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正在投案途中。我国刑法并未对自动到司法机关投案的区域范围做出明确的点对点的限制性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回家进行赔偿安排或者去做其它一些与事故处理有直接关联的事情也在常理之中，只要其能够证明有自动投案的主观意愿，就应依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原则，对 “投案途中”作相对宽泛的理解。
四、对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理解问题。这里的“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是不是仅限于全额赔偿的情形？笔者认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并不要求完全满足被害方提出的全部要求，有时候被害人一方出于泄愤或使被告人受到较重刑罚的目的提出被告人根本不可能满足的天价赔偿数额，此时被告方如果有积极赔偿的姿态，并且已经倾其所有，尽了最大赔付努力的，并且已经把钱提存于法院的，尽管被害人仍不满意，仍可认定“被告人已经赔偿害人物质损失”，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比如我院审理的王振亭交通肇事一案，被告人家属积极要求赔偿，但被害人一方狮子大开口，非50万元不谈，拒不配合调解。经合议庭多方努力，被告人家属拿出26万元提存于法院，最后我们认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对王振亭适用了缓刑。另外，对于受害人是无名氏的交通肇事案件，由于不知道受害人的基本情况，附带民事诉讼无法提起，调解无法进行，但如果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的，我们一般按同期同类型刑事案件赔偿标准，让被告人家属把赔偿款提存至法院，以备将来受害人家属找到时予以赔偿，对于已履行赔偿义务的被告人则可以适用缓刑。
最后，对于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笔者想提两点建议：一是由于调解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般要历经数次甚至十几次的调解过程，但刑事案件审理期限又非常短，有时候快要调解成功的案子由于快要超过审限只好匆匆下判，导致被告人失去适用缓刑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类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由于被告人已被执行刑罚，被告人家属抵触情绪极大，在执行过程中很难执结，会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笔者建议将调解时间从审限中扣除，使法官有足够的时间做双方的调解工作。二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严格限定在物质损失的范围内，不支持被害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导致被害人调解积极性不高或不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质仍然是一种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法律的规范进行调整。现代刑法的进步之处就在于更强调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因此笔者建议最高院尽快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提起精审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
引用法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