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王今明，男，５０岁，系石河子市商业局建新商店退休工人。
原告王今明的前妻身有残疾，不能生育，夫妻想收养一子女。经人介绍，王今明和前妻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１９日收养了刚出生的被告王卫星。收养后，王今明和前妻共同抚养王卫星，养父母子女关系一直融洽。１９８８年６月，王今明前妻病故。王今明拟再婚，遭到王卫星的反对。经亲友劝说，王卫星勉强同意。１９８９年３月，王今明再婚。此后，养父子之间产生隔阂，双方在新的家庭生活中，常为琐事发生矛盾。特别是王卫星与继母相处不睦，时常争吵，并借故辱骂养父、继母，伤害了养父子之间的感情。王今明遂于１９９１年５月起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要求解除与王卫星的收养关系。经法院调解，王今明撤回了起诉，并希望通过此举及今后的努力来改善养父子关系。但在这以后，双方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以致王今明夫妇从１９９２年２月起租房另过。
为此，王今明于１９９２年３月再次向石河子市人民法院起诉，以王卫星对他不尊不孝，用污言秽语污辱他的人格，并打骂其继母，扰乱和破坏了他的晚年生活为理由，要求解除与王卫星的养父子关系。
王卫星辩称：我由养父收养并抚养成人，但自养母去世，养父再婚后，家庭关系起了变化，养父对我的生活不过问、不关心，我在这个家里得不到温暖。养父现在是想抛弃我。我现在没有工作，生活上没有经济来源，如解除了养父子关系，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故不同意解除养父子关系。
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今明与王卫星之间的收养关系成立。王今明将王卫星收养并养大成人，尽到了养育子女的义务。王卫星本应尽孝敬父母的义务，但却在养父再婚后，不尊重、不孝敬养父，经常吵闹，致使王今明夫妇无法安居生活。养父子关系已经恶化到无法共同生活的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于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５日判决准予王今明与王卫星解除收养关系。
王卫星对此判决不服，以与养父生活２０年，感情很深，不同意断绝父子关系，并以解除收养关系后将难以生活为理由，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王今明同意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今明将王卫星抚养成人，由于双方间产生矛盾，不能相互理解，以致关系恶化，难以共同生活。虽经调解，养父子关系仍不能改善，再继续共同生活，对双方的正常生活确实不利。故原判准予解除收养关系是正确的，应予维持。考虑到王卫星尚无工作，又无住处，王今明可给予王卫星一定数额的生活费，并准许王卫星暂住原处。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１９９２年９月５日判决如下：一、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二、加判王今明给付王卫星生活费２００元，于判决生效后一次付清。
本案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通过颁布后受理，并于该法施行后审结的。一、二审法院适用该法审理本案是正确的。
本案是收养人要求解除与被收养人之间的收养关系，因此，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时，应当适用有关收养人与被收养人解除收养关系的条文规定。根据该法的有关规定，王今明和王卫星解除收养关系要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被收养人已经成年。收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表明，收养人对被收养人提起解除收养关系的诉讼，收养人的诉权是受到限制的，也即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未成年以前，不得以被收养人为被告而提起解除收养关系的诉讼；它还表明，在此种情况的诉讼中，如果被收养人未成年，法院是不能判决解除收养关系的。本案被收养人王卫星在王今明提起诉讼时（指第二次起诉），已满十八周岁，属于成年人，因此，王今明起诉符合这个条件，法院判决也符合这个条件。
二是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无法共同生活的程度。收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条规定，既是这类纠纷起诉条件的规定，也是法院判决解除收养关系的实体法依据。本案王卫星是已成年的养子，其对养父王今明丧偶后再婚不理解，并因此而和王今明夫妇吵闹，甚至辱骂王今明夫妇，最终导致王今明夫妇租房另过。这说明养父子关系已经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特别是在第一次诉讼后，王今明撤回起诉，仍不能使双方关系改善。这只能证明养父子关系确实恶化，无法再共同生活下去，只有解除收养关系这一条路可走。
基此，一、二审法院认为王今明要求与王卫星解除收养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的有关条件，判决解除双方的收养关系，是正确的。
另外，收养法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有给付生活费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养父母对还没有工作的成年养子女有给付生活费的义务。本案二审法院加判王今明给付王卫星２００元生活费是否错误呢？实际情况是，王卫星虽已成年，但尚未就业，无经济收入，解除收养关系后，即面临生活困难的问题。这个实际问题是法院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问题。根据这一特殊情况，二审法院在王今明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判王今明给付王卫星２００元生活费，实际上只是对王卫星所面临的实际困难的一种帮助，并不是作为一种义务来判决的，这于情、于理、于法都不悖。因此，二审法院的加判并无不当。
引用法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