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当年引起学界和实务界广泛讨论的案件今天在审视时，我发现我当时对这个案件的看法是有必要进行修正的。因为当时刚学法学不久，而且，我当时法学素养的不高，所以，当年我对该案件的评论是不理性的。今天，我在这里想重新发表我的个人的一点看法。一、法律的不明确性和法官对法律的解释1、法律的不明确性问题法律的明确性问题是有争议的。众所周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变迁，法律可能会发生不明确性。我们应该明白法律的明确性是相对性的，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它可能是明确的，但是正如我上文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变迁，法律可能会发生不明确性。这种不明确性可能是全部的不明确性（我称之为“绝对的不明确性”），也可能够是对部分案件处理的不明确性（我称之为“相对的不明确性”）。2、当法律发生不明确性时，我们该怎么办？也许，我们的方案很多，有人认为可以修订法律，有人认为可以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不失为好办法。但是，我有个问题“如果法律来不及进行修正该怎么办？”，众所周知，由于大陆法系的成文法的特点和立法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法律不可能朝令夕改，否则，法律就会失去法律的权威性。所以，对于来不及进行立法修正时，我们就只能够寄托于司法解释或立法解释对法律漏洞进行弥补了。对于司法解释是否能够包括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法官是否有权利对法律解释，我认为这是个问题。法律人也许都知道大陆法系由于成文法的习惯（虽然我国不是大陆法系国家，但在这方面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的现实和法律是不允许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的。如果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那么，他（她）就是违法的。也许，法律人不会忘记李慧娟法官主审“洛阳种子”一案吧。但是，我们现实审判实践是什么情况呢？我是不敢多猜的，我甚至是无处调查的。因为以上的原因，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法官会在大家面前说“我在审判时对法律进行解释，然后再审判”。我曾经认识一个法官，他曾经私底下对我说“在现实审判中如果我不对法律先进行自己的解释，我是无法进行判决的，法律中有很多是不明确的”。为了印证他的话，他还举了个例子，他问我：“我国刑法规定了盗窃三次以上的，以盗窃罪处罚。那你认为什么是‘三次’？如果一个人他在一天内在一个居民区连盗窃三户人家，但是，盗窃金额未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认定为盗窃罪？如果可以认定，那么对于盗窃三辆自行车我们是对起进行劳动教养的处罚，我们又怎么进行解释呢？他也是盗窃三次啊！”当时，我是不能回答的，的确，我国法律对这方面没有解释，“两高”和全国人大也未作过这方面的解释。当时，我的心情可以用哈姆雷特的一句话来概括：“To be ,or not to be. That't a problem !"对于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我虽然不敢说“存在即合理”，但是，我可以说“存在即有它存在的理由”。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不能够给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利的，因为他们素质是普遍不高。给他们法律解释的权利，可能会导致司法权利的滥用等副作用。对法官是素质普遍不高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司法实践普遍存在法官的解释。只不过，他们都是在地下，而非在阳光下罢了。你现实法律不允许，难道我就不能够私下解释了吗？我不说的话，谁又能够对我指指点点呢？他们应该不会像李慧娟法官主审“洛阳种子”一案中那样写判决书的。也许，我的这个猜测就是中国法官内心的想法吧。看来，这个问题是该好好解决了，我们不能够再遮遮掩掩了，法官的地下解释生活是不好受的。我的观点是赋予法官一定的法律解释权力。为什么呢？我认为，既然我们现在连禁止都没用，而且，司法实践又需要，那么我们似乎没有必要钳制。否则，那简直是自欺欺人，就会有掩耳盗铃之嫌疑。但是，问题是到底赋予法官多大的权力和多大的范围？我上面已经说过了，只能够是“一定”，这里当然是有权力的范围和解释的对象范围的限制了。但是，因为限于篇幅，所以，在这里，我是不打算展开讨论的。我在这里只是想起到抛砖引玉。二、在本案件中，法官是否维护了“公序良俗”的原则？在这个案件审理中，法官知道如果按照现有的对《合同法》、《继承法》等法律中法条的认识来审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本案中的遗赠关系是合法的。从而，法官应该判决本案中的原告（二奶）胜诉。但是，法官更加清楚，如果那样，广大人民群众不会答应。而且，社会的善良风俗会遭受严峻挑战，可能会变得“人心不古”。众所周知，法律的功能有一个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非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任何对社会秩序破坏的法律难道我们能够认为是正义的吗？在反复思考下，法官明白了这个道理，从而引用了“公序良俗”的原则来对法律进行了一次解释。看来，抛开法官是否有权力对法律进行解释的问题不谈，看来，法官在本案中是有必要对法律进行解释的。但是，我想知道法官有没有实现“公序良俗”的原则呢？我想，也许，法庭当时宣布判决时群众的阵阵掌声也许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吧！三、由本案引发一个题外话——“非法同居”这一提法是否还有市场？随着最近几年人权思想的进步和提高，“非法同居”似乎失去了原有的市场。我的老师和同学很少再用这一提法，甚至有同学认为之一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非法同居”这一提法真的像他们想的那样是错误的吗？“非法同居”这一提法是否还有市场呢？本案中的情况可以归结为“婚外恋”，当事人之间的同居可以说是违反了《婚姻法》中关于夫妻法律关系的规定。如果我们不说它是“非法同居”的话，难道我们要说是“合法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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