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配偶与人同居该怎么离婚思维导图

浪够了就心伤了

2023-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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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一、“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概念与特征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它首先表达和体现的是同居行为，这点很关键，因为我们所有的分析探讨都是围绕“同居”这一行为而展开；其次是表达了设定的限定条件即“同居者一方须为有配偶”。“有配偶者”则无须任何论证。所以在阐述“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一概念之前，首先得谈谈什么是“同居”。

《现代汉语词典》对“同居”作如此解释：①同在一处居住；②指夫妻共同生活。而一些专家给现代的“同居”则下了这样的定义：①为了一定时期的快乐的行为；②试婚；③不履行法律形式的事实婚姻。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前者主要是从文义的角度出发，而后者则更多的带有些法语化的特征。但不管哪种解释，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主要包含有“共同居住、生活的特征”（试婚与事实婚姻都是以共同生活为基本特征的）。

基于上述主要特征，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一法律术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是这样规定的：“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根据该条规定，我们可以就此归纳出这一特定概念的法律特征或要素为以下几点：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同性不算）；不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时间上呈持续性；状态上呈稳定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共同居住并不等同于共同居所。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共同居住强调的是共同居住或生活在一起，而共同居所则表示双方有共同的住所。从概念的外延的角度来说，共同居住涵括了共同居所，也就是说，与他人同居，并不要求双方一定有共同居所，它既可以是两人分别单独有居所，也可是一方“引狼入室”的在一方家里居住，更可以是双方或单方购有共同居所。换言之，有共同居所只是共同居住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证据的角度来说，有共同居所则可以成为双方共同居住的一个重要证明。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根据《解释》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个法律概念的界定，它划清了与其几个相类似行为（概念）的基本界限。

（一）与重婚的界限

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重婚的显著特点亦或说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根本区别在于：重婚的行为人对外以夫妻关系相称，如以欺骗手段办理了结婚登记，或虽未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双方虽有同居行为，但对外不以夫妻名义进行。因为重婚损害了国家登记机关婚姻登记的公信力，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和我国一夫一妻制的立法原则，因而法律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应受刑事处罚。根据《刑法》及最高法院相关批复的规定，目前重婚罪的认定包括二种情形：一是具有前后两个法定婚的；二是先有法定婚后有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事实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因其行为并未损害国家登记机关婚姻登记的公信力，也未公然挑战一夫一妻制原则，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因此立法并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因为这种行为毕竟违背了夫妻间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的法律规定，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所以修正后的婚姻法规定了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显得非常必要。

（二）与通奸的界限

通奸，指男女双方或一方有配偶，相互间暗中自愿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的行为。通奸行为的特点是不具有相对稳固性，有的通奸是偶尔为之，有的则是长期通奸。偶尔的通奸行为显然与同居行为不具有可比性；长期的通奸行为与同居行为则非常相似，这种的通奸行为时间持续，婚外性伙伴也相对稳定，但其与同居行为的显著区别则在于行为特征是具有隐蔽性还是公开性，前者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秘密性，行为是暗中进行的；而后者则具有公开性，是公开的共同居住。因为通奸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最小，法律并没有规定该行为的法律后果，通奸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因此从法律层面上说，法律不调整这种通奸或婚外恋行为，也并不禁止通奸。它主要是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应当受道德谴责。

三、以“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由主张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现实境况及成因分析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出台后，其法律、社会效果如何，因为缺乏相关资料，故笔者并未统计。但印象最深的是，该相关法律规定出台后，笔者所在法院审理了某件离婚案件，最终判决有过错方赔偿无过错方精神损失若干，《浙江法制报》对此作了报道。此后，《人民法院报》也报道了类似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虽然法律赋予了受害方（无过错方）以向“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过错方配偶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但成功机率廖廖。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我们的司法实践出现如此与人意愿相背的结果呢？笔者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因素：

2.取证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八条则以列举及兜底式的规定明确了某些特殊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显然，婚姻法所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并不在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此类赔偿实行的仍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出于拒绝赔偿、畏于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种种因素的考虑，同居一方往往对与他人同居的事实予以否认。为此，权利主张方的举证无非有如下渠道：一是提供普通公众的证人证言。而现实是，由于我们的民众受“清官难断家务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观念的制约，往往对他人的纠纷不愿染指，在婚姻家庭领域更是如此。现行民诉法没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更没有规定证人不作证的法律责任。在此种情况下，出庭作证的人寥寥无几。二是雇佣私家侦探或自己充当私家侦探的角色，通过跟踪、拍照等方式获取有关信息或证据材料。三是借助于公安部门取得证据。如通过向公安部门举报，以公安部门制作的有关材料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供。但司法实践的结果却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捉奸取证”遭遇了与隐私权的冲突，证据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而公安部门的证据虽然解决了合法性的问题，但往往又因证据反映事实的单一性（当事人往往只承认现场情况，而对其它事实予以否认），致使法院无法就此事实认定当事人已构成婚外同居，从而再次将受害方的赔偿请求拒之门外。因为主张权利的大门如此难以开启，有了所谓的他人的“前车之鉴”，更多的“忠厚”权利主张者对证据材料的提供束手无策。这无疑是法律的悲哀。那么，上述情况如何予以改变亦或有效改善呢？

四、解决问题的相关建议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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