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第1款对于在国外形成的证据该须经公证、认证的规定过于严格，因为它没有区分需公证事项的具体情况，而一律要求公证、认证。事实上，以下几种情况是可以例外的：
1、在国外形成的一些证据，只需经过驻外使、领馆的公证即可具有法律上的证明力。根据《公证暂行条例》中对于公证管辖的规定，某些特定情况下，公证机关不能行使职权，根据国际条约或法律授权，由特定非公证机关、组织、公民代行公证机关的公证职能，所出具的证明文书与公证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书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此属于特殊管辖。我国驻外国的大使馆、领事馆接受驻在国中国公民的要求，办理公证，即属于特殊管辖的一种。驻外国使、领馆管辖的公民公证事务主要有：(1) 为我国公民发生在驻在国的法律行为进行证明，如证明委托书、遗嘱、继承权、财产赠予、分割、转让等；(2)证明发生在驻在国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如亲属关系、身份或财产状况、婚姻状况及出生、死亡等等；(3)证明当事人在有法律意义上的文书的签名、印鉴属实、文书的正副本相符、译文与原文相符等等。这些证据在国外形成后，经过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公证后即可作为证据使用，而不必经过所在国的公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程序。当然，需要强调的是，驻外使、领馆的公证仅限于针对中国公民的请求，且仅限于使领馆有权进行公证的业务范围。
2、在与我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国公民的一些民事事项，如婚姻状况、遗嘱、继承权、亲属关系、财产状况、签名、印鉴、正副本相符、译文与原文相符等等，是否也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59条的规定，由当地的爱国华侨团体予以证明并没有明确规定。诉讼过程中，如果通过公证、认证的程序确有困难，法官可以考虑适用此种方法。
3、一些国家，对公文书不是采用公证的形式，而是由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构认证，我国使、领馆再予以认证。
《证据规定》第11条第1款的最后一句“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也是一种例外的规定。如果我国与该所在国就民事诉讼的有关问题订有双边协议，其中对证据材料的证明手续有明确的约定，比如双方协议免除领事认证等等，应当按照条约的约定执行。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大量的文书需到域外使用，如果要求这些文书均需进行认证，不仅增加了外交领事部门的工作量，而且对于文书使用者而言也是非常繁琐和不便，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简化有关程序，一些国家专门缔结了互免认证的协议。在我国与外国缔结的司法协助条约中，一般也对协定所涉及的文书作了免除认证的规定。关于免除认证的范围，我国司法协助条约采取了两种规定方式：一种是与波兰、蒙古、罗马尼亚、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中所采用的，将免除认证的文书限制为由一定的机关制作或证明的文书，如我国与意大利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规定“在适用条约时，由缔约各方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制作或证明的文件和译文，免除任何形式的认证。”另一种是在我国与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中，不作此种指明，仅将免除认证限制为条约所适用的范围之内，如我国与比利时关于民事司法协助协定规定“本协定所指的任何文书不需办理认证手续。”不论采取何种规定，都应该认为可以免除认证的文书仅是在司法协助过程中，由缔约各方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制作或证明的文书，而不是任何其他机构或私人制作的，或非用于司法协助的文书。《证据规定》第12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这是对在域外形成的书证或外文说明资料的文字要求。
当事人提交的在域外形成的书证或说明资料，往往使用的是所在国的语言文字。一个法官，不可能通晓各国语言，既使通晓一、两个国家的语言，根据本条的规定，也应要求当事人在提交外文证据的同时，附有准确无误的中文译本。这样规定是因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国家的司法权，而司法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应使用国家的官方文字：中文(少数民族聚居区除外)，这体现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
当事人提交的在域外形成的外文书证或说明资料，目的是为了让法官知晓其中内容，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因此要求当事人提交此类证据的同时，必须附有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中文译本的获取，首先必须要先将外文翻译为中文，此项工作可以由专门的翻译公司进行，也可由具有外语专长的人员进行，最重要的环节是要证明中文与原文内容相一致。因此，参照外交部、司法部、民政部1997年3月27日外领八函(1997)5号《关于驻外使、领馆中国公民申请人民法院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事进行公证认证的有关规定》中的规定，“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可经如下途径证明：(1)外国公证机构公证、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构认证及我驻外使、领馆认证；(2)驻外使、领馆直接公证；(3)国内公证机关公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