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出发，合同可以分为四类，即债权合同、物权合同、准物权合同（即债权处分合同），以及身份合同（人身合同）。
身份合同的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中规定的身份义务；有时也同时包含财产义务。它必然受到一些基本契约原则之约束，同时也有身份合同不同于其他合同的特殊规范。西方自古就有把婚姻作为一项神圣的契约之观念。男女双方缔结婚姻，承诺不论贫穷、疾病、死亡，都不离不弃，婚后双方相互扶持，共同生活。这几乎是中外婚姻普遍观念。婚姻作为一种持续性的社会关系，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也是持续性的，不是一次可以履行完毕的，因而属于一种继续性的身份合同；婚姻以组建家庭、共同生活为一般目的，其权利义务之内容必然也是多样性的。基于明确这种多样性与继续性的关系之内容以及发生、变更、终止此种关系之条件与法律后果，同时出于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共道德之考虑，需要婚姻立法规定夫妻双方的身份关系，财产关系，相互间的权利义务等内容；对一些婚姻契约内容加以限制甚至禁止，同时保留一部分空间允许当事人自主约定。婚姻法律制度的发展，可以说是对传统的以婚姻伦理道德为支撑的婚姻关系之法定化，使得这一身份合同具有了法定内容。所以，不能否认婚姻作为一种身份合同之法律性质。但在婚姻法保留范围之外，只要不违背婚姻法之目的，也自应不禁止当事人之契约自由，准许约定双方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违约责任，并适用契约法之有关原则处理问题。
本案中，如果原告主张违约责任，何以可能，又何以可行？首先基于人身合同的一般原理，合同一般既会约定双方的财产法律关系，也会有身份法律关系，即规定双方必须各自为某种身份行为，以使对方享有某种身份权利，否则只有前者就难以成为身份合同了。因为身份关系毕竟与财产关系不同，当事人缔结婚姻一般直面财产问题，因而会比较自觉的依法律或者另行约定财产关系；但身份关系蕴含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琐琐碎碎，比较灵活。故当事人不太可能全面约定，因为订立这样一个“完全契约”无疑需要非常大的交易费用。那么，为避免订立完全契约之高昂交易费用，在婚姻法律为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做出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精神的情况下，具体约定一些双方都较为关心、认为有必要明确的身份法律关系，如真实反映当事人意思表示，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件，自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法律不应干涉。这样，一种以婚姻法为契约基本框架，同时对具体关系明确约定的契约结构，无疑是接近“完全契约”的一种次优契约形式。指出婚姻作为一种身份合同的契约结构，是我们进行合同解释，得出被告负有的身份义务结论之基础。
显然，不能于婚姻法中找到关于女方必须为男方生育子女之义务条款，且这样的条款本亦不应出现于婚姻法中。是否生育子女、生男生女、生多生少，本属当事人意思自治与个人隐私之内容，法律岂能任意粗暴干涉；当事人结婚，当然也可选择不生育后代；即便选择养育后代亦不必须为男方亲生。除了收养的子女外，人工授精胎儿，虽非男方骨血，然只要取得男方同意，司法中亦承认其婚生子女法律地位。
但是，如本案情况，则似乎又可以指出被告存在违反婚姻忠实义务之情形。如此，就会出现法律没有给个人施加负担，但是个人行为之后却可能面临法律否定性行为评价的局面，那法律之理性又何在呢？法律为个人创造稳定预见，指导个人生活之功能又何以体现呢？解开此种思维困局之钥匙，在于明确事实存在的默示身份契约之法律地位。法律固无为男方生育子女之义务条款，然如果当事双方达成合意，同意为家庭添一子女、繁衍后代，则亦可谓达成一补充性契约。此契约之内容多无书面形式，而且愈是自然之繁衍后代方式，即女方为男方生育子女，则因其自然性、在婚姻中的普遍性，双方愈是习以为常，愈难以契约之观念对待之，不会具办任何书面协议；而对“法律之繁衍后代”，比如收养、人工授精，则往往颇为严肃，或者须经严格之法律程序，子女父母之方成立拟制血亲关系；或者须有男方之行为或书面协议表示同意。可见，如果以契约观念平等对待繁衍后代之行为，则通过自然繁衍后代之方式生育子女，亦如其他法律繁衍方式，须由当事人之合意，且构成一身份契约。本案中，原被告即是达成以自然方式繁衍后代之合意。如此，通过解释我们可以认定，按照人之常情、社会一般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女方如同意为男方自然生育一后嗣，则男方一般可以期待此后嗣应为自己骨血，与自己具有自然的血亲关系。虽然没有书面协议，可于日常生活中，只要决定生育子女，此种理解实属当然，是根植于这一身份合同之中的主给付义务；否认这一解释，则意味着男方普遍对子女是否为自己亲生毫不在意，只要女方生育后嗣，则男方当然愿意履行抚养职责，视如己出。此种不经之谈自不必多费笔墨辩驳。本案中，原告正是相信与子女自然血亲关系之真实性，才表达愿意承担抚养责任的意思（虽然抚养子女为其法律责任，但法律中之“子女”显然非本案中“子女”，欲使其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意思表示就尤为重要了），承担抚养之义务。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常理、人之常情，解释出为男方生育骨血为自然繁衍之身份合同固有的、根本的内容，女方之当然身份义务。如果违反，则为不忠于与男方缔结之神圣承诺，自属违反身份义务之行为，也违反婚姻法律明定之忠实义务。如此，则实现了与《婚姻法》忠实义务之衔接，解开了法律思维之困局。既然，女方违反这一义务，则为债务不履行，按照合同法原则男方自然可以主张违约责任。根据违约责任之法定形式，可要求法院强制女方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也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效力向前消灭，双方返还财产。后一种形式，则给与返还抚养费以充分的法律根据，而不必类推适用不当得利之债。这是因为存在欺诈，男方意思表示不真实，身份合同则可以撤销，返还男方为履行繁衍后代义务所支付抚养费，自属当然。然而，现行违约责任之法律形式多是针对财产契约而设立，有其特殊性；而身份合同义务多属当事人之身份行为义务，需要当事人自为、自愿履行，故涉及个人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问题，不能滥用财产契约之违约责任形式。以契约观念理解婚姻问题要注意适用范围，以为当事人提供合适之请求权基础，达到法律逻辑之自洽即可。比如，强制继续履行，要求女方再为生育，或者补救措施，显属侵犯个人自由或补救不能；而主张赔偿违约损失，则可大有用武之地。以违约方可预见之损失为责任限制范围，违约一方须赔偿另一方合同履行时所能实现之利益。显然，身份合同多无财产内容，其利益以难以货币化，与一般之财产合同之违约责任尚有区别。但身份期待利益之落空，原告为某人之父之信念破灭之情况，确实存在，则根据赔偿损失请求权，法院可以为将身份期待利益之落空转化为具体赔偿损失额做出努力。因为精神损害赔偿额同样难以确定，但实践中法院有各自做法，故可参酌其法确定之。且违约责任一般为严格责任，而不论过错之有无，则被告声称之免责事由在违约责任条件下自无法律根据。如此，否定了被告的抗辩，于保护受害方利益而言更显违约责任形式之优势。
不限于本案讨论，在更大的情况下，侵权责任如可确立，则与违约责任发生竞合问题。按照民法一般原理，自然由当事人选择适用其一。
U470387186
U470385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