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事变后坚持与中国国民党联合抗日的立场,坚持了反对内战、争取国内和平的主张;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与张、杨的主张是一致的。
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前往拜访杨虎城。中共代表团还对张、杨所部将领与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这样,三方在逼迫蒋答应抗日后和平解决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中国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实际上恰与张学良不谋而合。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此次发动“兵谏”的初衷。扣蒋以后,他一再表白,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就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因此,当他了解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对共产党这种置国家、民族大局于个人恩怨之上的深明大义的立场,感到由衷的钦佩。
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见与谈判,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判。正如毛泽东说的:“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变的枢纽,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它迫使蒋介石基本上结束了反共的10年内战,出现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局面,奠定了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基础。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