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科举取士，科举制度的选才标准不是家庭出身，也不是一般的道德素养，而是个人才能，特别是文学才能。这样一种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解放的社会氛围，使得广大士人从门阀制度和皇权威严的束缚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不再依靠门第，只要通过个人努力参加科举考试，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包括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现实的生活乐趣，从一定意义上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制度培育了对个人价值的重视、个性的张扬以及自信的心态，形成了唐诗中集中表现出来的昂扬进取的心态。另外，士人在准备科举考试以及做官的过程中，漫游、交友，广泛接触了社会，确实扩展了视野，丰富了见闻，而且唐代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相对繁荣的经济生活，使得他们可以享受着生活的种种乐趣。
传奇之内容正反映了进士这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和愿望。典型的传奇小说故事大多是在主人公考中进士前后所发生的，其主要人物大多和作家属于同一社会阶层。例如，《柳毅传》就是在柳毅在考试失败落第回家途中发生。唐传奇典型的爱情婚姻题材最能表现进士群体浪漫、自由的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众所周知，这正是中唐时期进士风流生活作风的写真，是当时放浪社会风尚的反映。所以，汪辟疆说：“唐代文学，诗歌小说，并推奇作。稽其起原，盖二者并与贡举为依伏也。”
尽管至今仍有少数学者反对，我们认为，科举制度与传奇创作存在内在的联系是不容否定的，本文倒不是重复这个结论，而是试图厘清二者联系的内在逻辑：科举制度造成唐人生活的自主性，进而促成了传奇表现内容的世俗性。
思想束缚的减少和科举制度的实施打开了唐人多彩的生活之门，“未定型的和流动着的当代现实”使得“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呈现出“足够的多样性”，人们虽然关心神秘力量，却更关心现实的人间感性生活;虽然一如既往关心政治现实，却开始关心个人世俗日常生活，这种现实性和世俗性使得唐传奇充满着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赋予其娱乐性和抒情性的美学特征。
“在许多传奇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志怪’的身影”，“不能否认它们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一部分传奇作品属于神仙灵怪题材，就带有浓重的‘志怪’气息”，但是，总体上说唐传奇所呈现的题材之世俗性、现实性是相当鲜明的。郑振铎说：“传奇文与过去的故事不同，其重要之处是它不仅脱离了宗教的影响，也不再讲神秘、空想的东西，而是真正的面对生活，现实主义地表现了那个时代，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情况。”唐传奇反映社会生活具有广泛性，所刻画人物具有人性的复杂性，叙事开始自觉地进行虚构，从而拥有远比诗歌、辞赋更加宽广的表现张力，拉开了其与史书叙事写人追求政治性、志怪故事展示怪异性的距离与落差。
总之，思维能力的提升，使得唐人挣脱了神权的部分束缚，获得了一定的解放感，唐人不再像前人一样信仰外在的力量，传统的志怪、宗教想像变成了表现人生命运起落无常的娱乐故事，传奇小说从而获得了鲜明的现实性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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