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至康熙,书坛继承了晚明书法的大势。
1.晚明浪漫书风的继续。由明入清的王铎和傅山,此外还有宋曹、许友、法若真、朱耷等。
2.明末清初古文字学、金石学渐兴后,出现了以写碑铭为主的书家,如郑簠、朱彝尊、王澍等。
3.明末云间派董其昌书风的延续。清初的云间派,其特征已转变为专以董氏书风为典范。与云间派书家审美意趣接近的书家与云间派构成了清代前期的帖学派。云间一派的影响一直延伸至乾隆朝以后,像刘墉、王文治等重要帖派书家都是从董书起步的。
受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当时的一些书家已开始突破翰札规范而涉猎篆隶金石碑版,傅山和郑簠二系书家可称为最初打破帖学传统的“破帖派”,对于引导书坛将兴趣转移到篆、隶,并进一步打破帖学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嘉庆至清末
从嘉庆中后期起,清代书坛发生了重要变革。帖派一流急剧衰弱,鲜有杰出书家引领潮流;而前碑派则发展为碑派,书坛从此成为碑学的天下。这种风气的形成固有前碑派长期的创作实践为基础,亦有嘉庆后大量出土的北魏碑刻的刺激,阮元所著《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也起了先导的作用。阮元首先将历代书法史划为“南派”、“北派”两大系列,接着又用“帖”和“碑”说明南北二派的本源以及不同的审美倾向。又称南派“疏放妍妙”,北派“拘谨拙陋”。所谓“帖派”与“碑派”的概念至此方才诞生。阮元虽有明显地扬碑抑帖的倾向,但尚未将北朝碑刻抬到一尊的高度。故他的理论还仅仅是“破帖”,而不是“弃帖”。
包世臣著《艺舟双楫》,他比扬碑抑帖更进一步,发展为尊碑贬帖,将碑刻书法立为书之正宗,以“峻劲”为书法最高审美标准。原来在文人书法中无一席之地的北碑便一跃成为与秦汉碑版一样的“正宗”地位。彻底的以尊碑为标志的清代碑学纲领实际上是由包世臣建立的。到光绪时的康有为,在其碑学专著《广艺舟双楫》中,提出一套更完整也更偏激的碑学理论。
在尊碑贬帖的风气下,在嘉庆后至清末,书坛出现了一批追求浓厚金石气息的书家。这些书家可以分为两类:
1.多擅长金石学、文字学,且多兼为篆刻家,因此均以篆、隶为主要创作对象。受邓石如的影响比较大。如吴熙载、徐三庚、胡澍、赵之谦、吴昌硕、杨沂孙、杨岘、吴大澄、黄士陵等。
2.以魏碑法写行书,或融合魏碑与唐楷风,或一人兼擅数体。如包世臣、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杨守敬、康有为等。
这两类书家各领分骚,交相辉映,展现了色彩绚丽的风格,构成了清代后期强大的碑派阵容。
清代末期,以帖学名世的优秀书家较少,较为著名的如郭尚先、戴熙、翁同和等。他们的书法成就虽不及清初,但说明帖学一脉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这一时期刻帖的风气很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帖学传统的坚韧性和其深厚的内涵。碑派队伍中,也有许多认真地学习帖学,如吴昌硕的小楷长期临习钟繇,而其行草则多受王铎影响。晚清至民国初年,一些碑派的干将,已意识到碑帖结合的重要,意识到行草书必须从帖学入手。
魏碑法写行书,或融合魏碑和唐楷之风,或一人兼擅数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