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风景的发现有赖于作家的足迹和眼睛，就像当年徐霞客游记所起的历史性作用一样。作家游记与政府行为、旅游产业以及出版触媒一起催生了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
郁达夫作为“游记作家”介入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过程，一方面说明风景游记的生产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旅游业对于作家与文学所起到的功效的依赖
郁达夫的意义在于他正处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风景的发现的现场
一方面在郁达夫五四初期的《沉沦》等小说中创生了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早的风景描写
另一方面，郁达夫的山水游记也是现代作家所创作的最具典型性的风景散文，最有文人
化特征，沿袭的也是山水文人化的中国游记传统
为司各特对苏格兰风景的集中描写，使司各特成为苏格兰民族风景的重要发现者，甚至成为苏格兰民族性的塑造者
司各特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景神话，给苏格兰人提供了“一种深厚的情感和文化连接”
是文人墨客需要寄情山水，同时山水也需要文人的题咏和赞颂。
所谓的“山水的人文化”或许正是由山水中这些从帝王将相到庶民百姓的历史印记所构成，意味着人的主体曾经如此深刻地嵌入自然风景中，继而成为风景的重要的一部分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旅游业开始兴盛发展的时代,文人雅士的文学书写与旅游业建立了关联性，也印证了一个以旅
游文化为表征之一的消费主义时代的逐渐形成。
记写作成为地方政府有意识策划的结果，也是文人与资本的结合催生出的产物
文学中对于风景的描绘往往是最好的旅游广告，也证明了在消费主义时代，风景的发现与文学艺术媒介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郁达夫笔下的诸多风景在东方文化底蕴外，其实也经过了西方文化的洗礼
早在日本期间写作的小说《沉沦》
借助于米勒的风景绘画才能为自己看到的实景赋予深度。风景的深处是一种借
来的深度和意义，渗透着来自异域的人文性和意识形态的特征
这种喜欢把东方风景与西方景观进行类比的倾向，在郁达夫后来的散文游记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似乎不能把郁达夫这种与外国景观的比附完全看成是炫耀知识，而是其中透露出一种不自觉的心理：只有与西方风景和文化攀上关系，才能增加本土风景的分量
郁达夫动用阅读资源所类比的往往都是西方书本和图片中的“拟像的风景”，而不是亲眼所见的景观
郁达夫所展示的风景中即有这种拟像的风景因素，尤其对风景意蕴进行阐释之时更借助于拟像的方式
郁达夫与西方图片的这种比照隐含着某种他自己或许也无法意识到的悖论：这种“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正是借助于他者的眼光透视出来的
一方面，是郁达夫只有借助于西方知识和资源，才能在眼前的东方风景中看出米勒和颓废之美
另一方面，东方的风景也只有经过西方的印证才似乎得到命名和表达，进而获得文化和美学的附加值。
一 30年代初“游记作家这一个名词”在“京沪杭”的报纸上一度很流
行，透露出当时形成了一个旅游热，也催生了“游记作家”的流行，或者反过来
说也许同样成立，“游记作家”的出现，给旅游热推波助澜，两者间有内在的
同一性关系
尽管风景游记的“生产”与旅游产业，与政府的推动有极大关系，但是出版界的闻风而动以及主动出击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触媒”作用。书局在旅游书籍的制作方面每每显示出既精心又专业的眼光
由周天放和叶浅予编撰的《富春江游览志》 7 尤其表明了30年代旅游文化产品出版的发达，被称为“开中国旅游手册之先河”
传媒由此也大力推动了旅游产业，并从中获益。1934年的《论语》半月刊第47期登载的《富春江游览志》广告词称“睹此一书，胜如游览一周”
30年代旅游文化产品出版的发达更表现在旅游书籍的专业性和具体性方面。《富春江游览志》在《编撰大意》中称：“本书编撰之目的有二，一为游览富春江之山水者之指南，二增加游览时之兴趣。
作为一本专业的旅游指南，《富春江游览志》的具体性还表现在“本书取材之目标，一取便于游览行程，二古迹之足凭吊及名胜之足赏玩者”
当深入追究风景背后的意识和主体层面，郁达夫的创作便呈现出一种
矛盾的风景观。在郁达夫笔下既有自己曾经近观的身临其境的风景，也有只是明信片上看过的拟像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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