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正午。深圳大梅沙万科中心。湿热明亮的空气中，目送刘元生的车远去，笔者脑中仍然是一堆问号——那个悬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当面得到了答案，众人心中的迷惑依然无解。
两个小时前在录影棚，万科TV摄制组的杨蓓问：二十多年来您为何一直持有万科股票？
刘元生答：“以我的性格来讲，不喜欢搞投机的生意，我总是希望能看远一点。”
刘元生还是说：“我更喜欢看远一点，而不是贪近利。”
录影棚里有人点头，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听懂。毕竟，此刻给你360万，你还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更不要说重现刘元生从360万到10个亿的传奇。
经历丰富者和年轻人的区别在于，运用同样的语言，背后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毕竟，同一个词背后，支撑它的“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厚度、结构各异，人生经验无法复制，机械照搬就是灾难。二十多年前，如果你买入的是日本股票，哪怕再“看远一点”，恐怕今天还没法翻身。
刘元生今年七十一岁，身材壮实，笔挺的蓝衬衫，棕色裤子，浅棕皮鞋，走起路来步履轻快。
来到万科总部，见到万科员工，主动与大家握手，笔者与他的手初一接触，感觉宽大厚实，略一发力，自己的手像被钳子微微夹了一下，这才想起，他练过几十年的小提琴。
在拍摄自我介绍时，他给自己的身份定义是：香港仁达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管弦乐团董事局主席。
他没有强调自己在股市上的骄人战绩，而这正是外界赋予他的巨大光环。追问之下，他只是说：“这个情况可能在中国比较罕见，但在国外还是比较普遍的。如果你30年前买了美国的IBM、可口可乐、苹果的股票，那么长期以来，你的回报都很好的。所以我一直鼓励年轻人，做投资要真正作为投资，不要投机，要看远一点。”
“这个情况”四字背后，藏了一段持续26年的传奇。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之初，刘元生买入360万元的万科股票，穿越若干牛熊循环，第一大个人股东地位纹丝不动，这些股票今天的价值超过10亿。20多年，1只股票，270多倍增长，超过股神巴菲特。
上面这段叙述，这家公司的股东和员工都不陌生，新动力甚至会从老员工那里，听到一些“增强版”的故事，个中细节不无夸张。今天，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刘元生走到了我们的摄像机前，亲自讲述他与王石、他与万科三十多年的缘分。
刘元生在70年代末认识王石。那个时候，他在广州友谊[0.08%资金研报]剧院演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王石来听，二人就认识了。1983年他们开始合作。当时王石经常来香港，刘元生跟王石谈了很多国外的成功企业家、成功公司。王石很有兴趣。
刘元生说，当时王石给他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不像一般去香港的内地人，喜欢吃吃喝喝，喜欢玩，而是去图书馆或书局，买很多书。这一点让刘觉得王石很特别，跟一般人不一样。后来王石对万科进行股份化改造，刘想鼓励他，希望他成功。当时刘买了360万股，在1991年正式上市之后，很快涨到七八块，后来涨到二十多块，很多朋友就卖掉了。不过通过IPO上市捞一把并不是刘的目的，他不是想赚快钱，不是想投机，所以基本上就没动，“还是希望这个企业能够长期做下去，能够更成功。当时也没有想到规模能够做这么大。”
这再次印证了，决定一个人高度的是远见而非权谋，但“远见”这个词放到历史长河中，实在难以捉摸。伟大的人物也常低估时代的大势。柳传志创立联想时，他的愿景是“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佩奇创立谷歌时，他的雄心是把公司做到1亿美金；而迟至2004年，万科高层也一度认为公司规模不大可能达到千亿……
尽管受困于未知的迷雾，刘元生对王石和万科的信任始终没有动摇。他说，当时是投资在王石这个人身上的。因为他很欣赏王身上的一些特点：第一是肯学习，第二是肯吃苦。他还记得，与王石做生意的时候，夏天37度，他们经常自己扛货在深圳交货，“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
以是观之，刘元生的基本面分析独具特色：落脚点不是“金融炼金术”，而是符合国情的“识人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
用人不疑、看淡世事的心态，使得刘元生面前的每一个人都毫无压迫感。接受采访这天，甫一落座，拿出一部黑色的iPhone5S手机要WIFI密码，因为公共网络小故障，最后用笔者的iPad热点联网，他接回手机，乐呵呵地说，“你走了，我怎么办？”；录影前，他在事先打印出的问题清单上，写下了各个问题的回答要点，他的手书字迹很大，约是纸上印刷体四号宋体的三四倍高，笔画之间的连属很重，笔势往右上倾斜着，像连笔写英文；化妆时，特意叮嘱化妆师：“眉毛不要加得太多，别最后出来（片子），不像我了。”
乐观随和帮助他渡过了25年前的难关。当时有人对他说，你的投资肯定泡汤了，他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因为本来并没有想通过这个投资获得多少回报，“只是希望能把事情促成……在中国开新的一条路。”
现在刘元生仍然把这些股票稳稳拿在手里，因为他觉得，“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但是这名“超级散户”不像其他投资者那样整天关注行情，而是把90%的精力放在音乐、艺术和慈善方面，他说，“一个人不应该这样活，整天盯着股价，我觉得太不开心了。”
刘元生的股票可以连地皮一起买下整个万科总部，但他并不是公司董事，也不干预公司日常经营，是万科独特治理结构中的“定海神针”之一。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可谓战略投资者的典范。对于近年万科的一些尝试，他坦言，没有资格做评论，“因为这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
回顾与万科打交道的三十多年，刘元生认为，这几年万科还是保持了创业期的很多优点，但千万不能忽略人才的问题：“一个公司要成功，人是最主要的资本，怎么样把人，尤其是有能力的各层次人才留下来，这是万科现在一定要考虑的因素。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能有突破，那就能够战胜其他竞争者。”
40分钟录影结束，工作人员纷纷上前，与这位传奇人物合影。他走时不忘跟录影棚所有人挥挥手：“谢谢啊，大家辛苦了！”出了总部门口，闻讯而来的其他同事，再次把他团团围住求合影，公司Logo雕塑前，举起一排七长八短的手机。工作人员担心他的身体，希望尽快结束，躲开日晒，他却说无妨，笑呵呵地一一照完。
对于那些80后、90后员工来说，也许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眼前这位老人的故事，然而因为他此刻的在场，瞬间模糊了历史与现实的分界线，让你不由产生凭借触摸、言谈或电子光影融入那份历史的激动，这种“在场感”的奇特张力，也正是诱导笔者作此文的原因。
对于阅尽世事的刘先生来说，此刻的意味却无比明确：1980年代，他与王石并肩扛货的那些日子，就是这样的深圳阳光和深圳温度，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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