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反对申请法院执行的人的观点可以发现，其反对的不是说被害人的利益不要保护，而是认为不能以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手段进行保护，应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进行救济。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释规定法院应追缴或责令退赔，这是很明确的，而且，通常情况下，追缴程序的启动是法院依职权的行为，至于追缴所得到的财产是上缴国家还是先用来返还或退给被害人，按照刑法六十四条的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是应先返还给被害人的，可见将追缴所得的财物返还给被害人也是被害人权利得以救济的一种方式。从本意来说，追缴是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的程序，是不需要被害人申请的，只要有违法所得均应予以追缴，被害人可以从追缴所得中得到返还给自己的合法财产，而司法实践中，为什么反而出现被害人申请了仍不能追缴呢？这可能与履行职责意识有关，也可能与财产线索缺乏有关。如果是因为不知道被追缴的财产在哪儿而追缴不到，这与民事执行中找不到被执行人的财产是一样的情况，就算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一样会面临查找财产的问题，所以执行困难不能成为被害人不能申请的理由（本来是不需要被害人申请追缴而应由法院主动追缴，被害人申请追缴不仅可以监督法院履行职责，而且既然判决以追缴所得返还给被害人，那么追缴行为就与被害人的利益直接相关，被害人要求追缴当然符合法律规定），更不能成为让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借口；
其次，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分子破坏的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在这个社会关系中，当然涉及到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此时，被害人的角色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其利益是被犯罪行为侵害的，而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因此，法律规定对被害人的利益进行特殊的救济也是理所当然的，追缴或责令退赔体现的是刑法严厉的强制力和高效率，目的是尽快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保护被害人，这是刑事保护与民事权利救济手段上的不同。在这里，民事上的救济是作为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补充，而不是对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可执行性的否定；
再次，违法所得是追缴的对象，也可以用来返还被害人，但责令退赔的财产不一定仅限于违法所得，当犯罪分子非法处置了被害人的财物时，返还或是追缴原物已不可能，那么又如何退赔呢，当然是责令犯罪分子用自己的合法财产退赔。当追缴或责令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情况下，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损失，这里的不能弥补的损失是包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物，而造成的超出被占有、处置的财物的原本价值的，这个超出部分的损失不属于刑事范围，刑事责令或追缴是不宜直接认定的，所以刑事中是不能对该超出部分直接责令退赔的，也因此赋予被害人民事上的救济权。说到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当被害人被侵害的财产是以货币形式表现时，因货币属于一般种类物，是不能区分那些是被害人的，哪些又是犯罪分子本人的，因此，在这种财产混同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区分是违法所得还是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直接以查明的违法所得数额为准进行追缴即可。可见，追缴或责令退赔与民事诉讼在权力救济上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目的在于保护合法利益不受损害； 最后，执行解释第2条第（6）项有个兜底条款，表明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书也是可执行的，如果认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够具体而非得在 7 执行解释里找到执行依据的话，这个条款就可以作为执行依据，而且这样理解执行解释才能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一致，否则，执行解释就与上位法相抵触。当然，如何具体执行，因没有追缴或责令退赔的特别执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是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难，但如果正确的理解了法律的本意，依据现有的执行规范还是可以操作的。如果反对者认为不能直接申请执行但又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然后依据民事判决申请执行，这其实是绕了圈又回来了，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刑事判决中的财产内容的由法院执行。至于如何执行，在现有的依据中，完全可以依照通常的民事执行模式进行，这样不仅符合法律本意，也可避免依照刑事判决再做一份民事判决（因为两者查明的基本事实是一致的）而浪费司法资源、增加被害人的诉累。
基于上述分析，当被告人不主动履行义务时，认为被害人不能申请法院执行责令退赔的判决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亦与立法本意相悖，实不可取。
U633687664
U979745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