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方方言区的河南,从小我们都以为自己说的话和普通话非常接近,所以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等,一直都是用河南话。直到考上沿海某地的一所大学,我才认识到,自己必须说普通话了。
火车穿过一个黑夜,在黎明时分抵达胶东半岛,上来一群当地人,他们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我越来越焦虑,但神奇的是,下了火车,在广场上看到学校的横幅,见到接站的师兄师姐,我一开口,竟然很自然地讲起了普通话,原来普通话已经渗入了我的血液。等到第一个寒假回家,再坐火车,转汽车、三轮车,我都无法把普通话转化为家乡话,看到熟悉的乡亲,只能沉默不语。直到见到父母,才一下子转换过来。
上世纪20年代,语言学家赵元任就灌录了"国语"留声机片,销量颇大。他从欧洲归来,路过香港买皮鞋,鞋店老板说他"国语"不标准,赵元任用同样的话反驳他。老板很不屑,说他的"国语"可是跟着赵元任的片子学的呢?^v^爆发后,赵元任往昆明大后方转移,在桂林向一个政府要员求助,那位官员说:赵先生,我刚才还在听你说话呢。原来,他每天都要抽空学习一会"国语"。这是《杂记赵家》讲述的两个片段,今天重读却有一种感动:上世纪20年代,香港还在英国的控制之下,一个普通的鞋店老板能自发地学"国语",说明他对祖国的感情之深。
对一个国家来说,推广普通话非常重要,它有利于培养整个国民的认同感。我们都是读现代白话文作品长大的,所以,相爱的人才可以写长长的情书;我们可以说同一种口语,所以才可以体会一句话的言外之意并发出会心一笑。这两年流行穿越剧,但各种穿越都没有解决语言问题:如果我们穿越回唐朝,能听懂李白吟诗吗?
经过50多年的推广,普通话已经深入人心,这时我们又发现,原来方言也是很美的。记得读书时,同学们一起看四川话版的《猫和老鼠》,仿佛其中的幽默感被放大了十倍,这种乐趣是一直讲四川话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正是由于推广普通话所带来的普遍性认同,才让我们注意到差异性的美好。
现在,每个省会的电视台都有自己的方言节目,在上海,甚至有不少人呼吁加强对上海话的教育,保持语言的多样性。这也许恰恰说明,50多年来,对普通话的推广起到了应有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