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人们回忆起历史上相似的疫情，也让人们开始重新阅读反映疫情的文学作品。从14世纪开始，瘟疫就在西方流行，并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以英国文学为例，我们看到杰弗里·乔叟（GeoffreyChaucer）在《宽恕者的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提到了1348年席卷伦敦的瘟疫；托马斯·纳什（ThomasNashe）在《萨默的遗言》中描述了一位1592年死于瘟疫的人物，他唱的那首歌谣《霍乱时期的祷告》人们耳熟能详。1603年肆虐伦敦的瘟疫造成3万人死亡，其中就包括莎士比亚的儿子。疫情迫使剧院关门，托马斯·德克尔（ThomasDekker）不得不放弃戏剧，转而撰写小册子。本·琼森（BenJonson）的《炼金术士》也将场景设置在霍乱横行的1816年。
英国遭遇的最严重的瘟疫当属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在《瘟疫年日记》（1722）中就记载了这次疫情的故事。叙述者亨利是一位伦敦人，他在小说中以目击者的身份讲述那恐怖的一年所发生的事情。亨利声称英国与欧洲大陆频繁的贸易往来是瘟疫暴发的原因，疫情通过贸易传到了英国。虽然卫生机构采取了各种严格的措施，但疫情仍然如野火一般在城中蔓延。
在西方文学中，作家对瘟疫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首先，瘟疫被视为一种惩罚，是上帝在用瘟疫惩罚罪人。这种解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和戏剧，《俄狄浦斯王》中的瘟疫就是上帝惩罚的典型案例。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违背了天伦，因此瘟疫在他的国家肆虐。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说，以前人们用比喻来解读疾病，那是因为人们不了解疾病的性质，因而产生了许多有关疾病的动机想象。在后来的基督教书写中，这种解读更为普遍：瘟疫被广泛应用于强化道德、谴责邪恶、弘扬善行。在基督教时期，瘟疫更是被赋予了道德、政治和宗教意义。
文学对瘟疫的另一种解读是把它视为对全人类的警示。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邓恩（JohnDonne）的作品《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便是这种解读的经典案例。虽然这一作品不是诗歌，而是一篇布道文的节选，但是它体现了邓恩所代表的"玄学派诗歌"的多数特征。海明威曾经借用其中名句"丧钟为谁而鸣"作为小说的题目，使之名声大噪。如果将其读作一首诗，它的核心内容便是"人类是大陆、个人是孤岛"。他用这个奇喻暗示，没有人可以像孤岛一样独立存在，所有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像大陆一样是一个整体。
作品中所强调的是团结：当我们面临可怕疾病的威胁时，我们要用一个更大的集体来增强我们自己的力量，人性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换言之，正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死亡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这个整体中一个部分的死亡。邓恩说："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会削弱我，因为我与整个人类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诗表明，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在疫情期间，当死亡成为一种日常现象的时候，对于失去亲人的人们来说，邓恩对人类团结的强调显然是一种安慰。因此邓恩说："不用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或者说，它为我们所有人而鸣。
邓恩对瘟疫的解读可以说是一种"团结意识"或"集体意识"的体现，在我们今天表现新冠肺炎疫情的诗歌中，这两种意识都广泛地存在。它们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共同面对新冠肺炎威胁；2）保持社交距离，维护封锁措施；3）传递善良，号召无私奉献。在这些诗人中有著名诗人和职业诗人，但更多的是普通民众。他们来自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也来自其他说英语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他们平时可能不写诗，但是疫情的灾难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使他们有感而发，有感要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普通的民众诗人可能更能够代表海外大众的感受。
油画《失明的俄狄浦斯将他的孩子们托付给众神》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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