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儿和母亲激烈争吵的时候，父亲为什么会变成石像？"
"女权主义者不受欢迎、讨人嫌的标签究竟从何而来？"
读到这里，大家不难发现，这本书并不艰深，也不太"主义"。在我看来，它所探讨与呈现的正是一种在经验与实践中诞生并发展出来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也是上野千鹤子在书里所表达的，"如果不把感情变作话语，就无法成为经验"。
此外，对于喜爱上野千鹤子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还透露了不少关于她的"八卦"信息，譬如上野千鹤子为何又如何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一个不剧透的私人解读是：学习女性主义，的确意味着不断与内心深处时不时作祟的"好女人"做斗争。
近代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是经济史最为经典的选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问题的提法多是"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其基本逻辑是假设欧洲尤其是英国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标准，并将中国与之比较，据此归纳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上世纪末，学术界开始出现一些反思，认为研究"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的方法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彭慕然）的《大分流》是较早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经济史研究。从此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思考，在现代前夕，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并无多大差异，例外的只是欧洲成功，而不是中国落后。换言之，是欧洲的成功而非中国的落后导致"大分流"的出现。《大分流》的中译本在2004年进入中国。这一年，大陆和台湾分别出版了简体版、繁体版。
《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的作者邱澎生，在当年参与了《大分流》繁体版的翻译，他本人也认同彭慕兰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主张摆脱"欧洲中心论"。又因为他同时专于研究法律史，便一直从法律的角度理解明清市场的发展。在2017年，他曾出版过《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在如今这本书出版后，单看书名的主标题，难免让人困惑。初看，"当经济遇上法律"与"当法律遇上经济"似乎是同一本书，再看确实是两本书，不过却像是一种文字游戏。这自然是误会。我们知道，市场活动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商人以及其他参与市场交易的人，都需要彼此认同的法令规则来建立契约、确认产权和物权，且在出现纠纷时解决问题。邱澎生此前那本书回答的问题是，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虽然还未出现像英国那样的商业法案，但实际上并不是就没有法律在起着作用，只不过有的是国家法，有的是民间法、习惯法。而在这本新书中，邱澎生把"经济"和"法律"换了位置，侧重点其实也随之从法律转为了市场。
即便我们把那个经典问题的提问从"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改为"欧洲何以在近代成功"或"中国何以在近代没有成功"，也未必就完全走出了"欧洲中心论"。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恐怕还是在问中国社会在当时怎么就没有像英国一样成功形成现代经济需要的条件，譬如经济组织（如企业、行业组织等）、经济法令（如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和文化观念（如承认私利、盈利）。邱澎生则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不是没有出现，也不是出现得少，而只是没有以我们认为的那种形式和规模出现。他通过分析苏州商人结社、苏州与松江棉布加工业、云南铜矿业与重庆航运业等经济组织，并辅以分析这其中的债务诉讼，反驳了中国经济在当时没有发展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在将市场发展视为一个过程，而这与将市场发展看作一种结果的做法——即认为天时地利人和，诸种条件具备，现代市场形态呼之欲出——大为不同。从这个角度看，他提的"市场演化"（也体现在副标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市场过程论。他在书中的分析和写作让人看到，中国的传统市场发展在明清时并不是只有一种刻板的模样，就连在最苛刻、最保守的道德层面，对人们追求利益、商人积累财富也有所改变，甚至对法律制度也产生了影响。
高等教育对学生来说，意味着更有含金量的文凭、更有竞争力的技能和更纯粹的学术场所。然而，21世纪的数字化冲击了大学的地位，互联网教育令知识和技能不再局限于大学的课堂。另一方面，从考上大学全村光荣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的轰动新闻，引起了全社会对大学文凭"通货膨胀"的反思。近些年来已有很多论著试图回答，大学是否要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存在？
《重新构想大学》则更进了一步，它用充分的想象力探讨了大学未来可以有哪些形式来颠覆现有的大学形态。作者戴维·斯特利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文研究院院长，他邀请了一群设计师、历史学家和教育研究学者共同扩充这种想象。最终他们依据组织、学制、技术和属性的不同分类，提出了十种大学形态，分别是平台大学、微学院、人文智库、游学大学、博雅大学、接口大学、人体大学、高级游戏研究院、博识大学和未来大学。
这十种大学形态看起来是全面考虑到了目前已经存在的大学创新和科技的发展，也试图为其他著述中提出的大学危机而思考对策，比如平台大学扩充了慕课的教育形式，接口大学则是将人机结合的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之一，博雅大学试图恢复中世纪大学的七种博雅技能。尽管每一种都在革除如今大学的弊端，但实际上都难以实现。
如同作者所说，建设"离经叛道式"大学的需求似乎很小。高等教育更热衷于对标其他大学，效仿同行机构，结果大家都看起来很像。因此创新虽迫在眉睫，却看起来不切实际。但正是这种美好构想，再次提醒我们看清大学的作用，它不应该是仅仅为学生提供可选的"技能"目录，而要把学生当成追求真理，从而追求自我的人类。
1970年代，一位23岁的美国空军坠机救援消防员比尔，在参与一次救援的过程中，因为二次爆炸的冲击而晕了过去，接下来，他经历了一次相当复杂的濒死体验。但在比尔康复之后，他试图与医生分享自己的经历，却被安排接受精神治疗。
人死后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大部分濒死体验者都相信，人死后会继续以某种形式存在。在一些人看来，濒死体验可能是某种精神类疾病，体验者的幻觉，抑或是某种近乎于神秘学、宗教学的事件。当濒死体验可能用不止一种方式进行解读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这到底是大脑内部生理变化的结果，还是非生理性思维的体验？事实上，有不少人都曾经听到过和书中案例类似的濒死体验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来自身边的亲人所述，也可以出自朋友的分享。但对于这些濒死体验，医学界往往选择忽视。
五十年前，精神科医生布鲁斯·格雷森博士通过偶然的机会，发现一位患者产生了濒死体验——她在昏迷时，"看到"了另一间屋子里的格雷森领带上的污渍。为此，格雷森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对此进行研究记录，并将之形成了《看见生命：一个医生的濒死体验研究报告》一书。作为一名执业治疗师和精神病学家，格雷森的研究有助于帮助人们理解自己不同寻常的经历。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濒死体验的认识，同样开始影响医疗实践。格雷森认为，濒死体验是一种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常见体验，也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在人身上的正常体验。在他看来，濒死体验并非关于死亡，而是关于转变，关于如何重新开始，关于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新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研究也许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进而提升我们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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