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大批的军工企业进入深山之前，我们村子周围全是建筑工地。建筑工人的食堂就设在我们村子的最东头，那块地方地势比较高，靠近山脚。那里地方虽然不大，但盖得很结实，所有的设施、场地一应俱全，其中包括两排猪圈。每个猪圈都是很方正的长方形，大约有十几个平方米的样子，里面有两到三头不等的白猪。猪圈的前面是食槽和猪活动的地方，后半截是加盖了顶子的猪窝，全是砖头水泥结构。说句实在话建筑公司那些猪住的地方，比我们村当时人住的地方好多了，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有几家很穷的人，盖不起房子，住的是茅草屋。那茅草屋的屋檐很低，进门的时候要低着头才能进去，冬天房檐上的冰挂又细又尖，一伸手就能拿下来玩。
那时候还没上学，整天和同龄的孩子在山间和工厂的空地上闲荡，不是找玩的，就是找吃的，有大把的时间可供挥霍。玩的东西虽然不能天天变花样，但只要不受约束，就很开心。但即便如此，也有玩腻的时候。当对什么都没兴趣的时候，最后一个可供我们开心的游戏，就是骑在猪圈的矮墙上，裤兜和上衣口袋里装满小土块、小石子，或者是小水泥块，然后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儿地砸在猪的身上，看着猪在里面拼命地转圈，砸完了这边，砸那边。等到猪在里面闹腾的不行了，惊动了饲养员，我们就在他的怒嚎中四散而逃。这样的情节常常在我们的闲荡中上演。那时候还小，只是觉得猪肉能吃，但还从来没有把这些我们经常戏弄的猪和吃联系在一起。
一天傍晚，玩累了回家吃饭，我看见父亲和五伯坐在门前的大桐树下闲聊，聊的东西似乎有点神秘，我只是觉得怪，也没太在意他们要干什么，聊完了他们就各自散开。等吃完晚饭不久，我看见父亲拎着一把撅头出门了。我问母亲，父亲干什么去了。母亲笑了笑没说话，催我赶紧去睡觉。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无缘得见。但现在想想，那真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情，现在的人估计不会去干。
后来听父亲讲，那天下午五伯从山里的坡地回来的时候，遇见了两个建筑工人抬着一头死猪，正在一个山脚下挖坑，准备把那头猪埋了。五伯一边帮忙，一边和那两个建筑工人闲扯，说是那猪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莫名其妙地死了。死猪肉公家的人是不吃的，怕有病，把人吃坏了，担不起责任。那时候山里地薄人多，家家都吃不饱，也养猪，但到年底都作为任务卖给国家了。我能感受到那时候农民心里的苦楚：种的粮食要交公粮，就是欠收也要交，宁亏自己也不能亏公家;养的猪自己是无缘吃的，不但要养，而且要养肥，只有养肥了，才能卖个好价钱。
现在，有个机会能吃一顿猪肉了，五伯的心思活泛起来，但他还是不能肯定，所以来找父亲商量。饿了肚子的人，遇见了吃食，哪肯轻易放过。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两人一起去把猪挖出来，扔掉猪头和内脏，剩下的肉，切成块，放在锅里加水猛煮，他们觉得只要煮的时间够长，就没问题。估计这是最朴素、最基本的除毒方法了，再饿也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哪怕这办法是那么自欺欺人。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家里就有了肉香味，估计父母是忙活了一个通宵的。我躺在炕上，父亲看我醒来了，就夹了一块肉塞在我的嘴里。那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肉。那是最美的味道，也是最贫穷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