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行为的方式不同。抢劫罪是由行为人对被害人当面威胁使用暴力，且明示实施。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既可以当面，也可以通过书信、电话、电报等形式发出;既可以明示，也可以暗示发出;既可以由行为人本人，也可以通过第三人发出。即使以暴力为内容，只要不当面进行威胁，就不能构成抢劫罪，而只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是行为的内容不同。抢劫罪一般是以杀害、伤害等实施人身暴力或威胁。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内容比较广泛，可以是以暴力相威胁，但大多是以揭发隐私、毁坏财物、损害名誉等实施精神强制，要挟被害人交出财物，威胁的内容只要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即可，不必实际产生恐惧心理。
三是行为的暴力程度不同。抢劫罪中的暴力表现为对被害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双重威胁，强度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使其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程度。敲诈勒索罪的暴力主要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强制，且是不足以抑制他人反抗的轻微暴力。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抑制反抗的标准定得过严，否则可能放纵罪犯，导致重罪轻判。实践中，如何认定“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是区别抢劫与敲诈勒索的难点所在。笔者认为，一般应从暴力、胁迫的形态、手段、时间、场所等因素，结合被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等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同一性质的胁迫对一个人可能“足以抑制反抗”，而对另一个人则未必，所以在具体案件中，应以个案中“具体的人”为标准进行认定，而不能以“一般人”为标准，否则不利于实现个案的公正。在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的情况下，如果足以抑制个案被害人的反抗，则应认定为抢劫，否则宜认定为敲诈勒索。
四是侵害付诸实施的时空紧迫性不同。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被害人受到侵犯是现实直接的。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不具有紧迫性，行为人往往扬言如不满足要求将把威胁内容变成现实，通常设定某种不利后果转为现实的时间间隔，时空跨度一般较大，一定程度上为被害人遭受物质或精神上的伤害提供了缓冲的余地。笔者认为，“当场”的法律意义不仅指空间，关键更在于时间，而且要从抢劫的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承接关系上去理解它。行为人胁迫被害人“当场”交付财物，否则“日后”将侵害被害人的，宜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行为人对被害人“当场”实施暴力或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其目的不在于对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而在于使被害人内心产生恐惧心理，利用其担心受到更为严重侵害的心理，使其确定地在将来某个时间交付财物的，这样的暴力应是敲诈勒索罪中要挟手段的强化，而非抢劫罪的暴力，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实践中，不可因“当场”使用暴力手段一概认定为抢劫。
五是被害人的意思自治不同。抢劫的被害人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丧失了意思表示的自由，处于极度紧迫的危险状态，除了当场交付财物之外，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其生命、人身当场会遭受侵害。而敲诈勒索的被害人没有完全丧失自由意志，还可以采取权宜之计，尚有选择的余地，但由于精神上感到恐惧，有能力反抗而没有反抗，为了保护自己更大的利益不得已而处分数额较大的财产，意思表示上存在瑕疵。
六是取得的非法利益不同。抢劫罪占有的只能是在场的财物，限于动产，且没有具体的数额要求。而敲诈勒索罪占有的既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甚至可以是财产性利益，既可以是在场财物，也可以是不在当场的财物，且必须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
本案当中，被告人谢某、廖某、刘某以要求罗某退回出老千所赢得的钱为由，挟持罗某并以暴力相威胁，当场从罗某银行卡内取出8900元钱，这一部分犯罪行为确实很符合抢劫罪“当场”的特征。但是纵观全案，8900元钱只是三被告人所索要钱财的一部分，所以罗某被释放的第二天送给三被告人28700元钱。期间，罗某与家人在一起，并和亲戚借钱，可以肯定，三被告人的暴力胁迫程度根本达不到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者不能有效反抗的程度。被害人有充分的时间考虑这件事情，并可以报警，但是罗某没有选择报警的解决方式，而是送钱给对方了结此事。因此，三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