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
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除政治之外,《资治通鉴》在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在文化方面,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
在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资治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对于军事的记载,《资治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4]
《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多音节摄提(原始干支)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现代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司马光没有交代。
《史记》的《历书》里面也用到了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司马迁也没有交代其来源。这为后人胡思乱想提供了口实,如竺可桢就建议梵语学者用梵语破译这套术语。更有人藉此宣称中国人祖先来源于西亚两河流域或古埃及。
其实,我国古文献明文记载这是天皇语言,即三皇时代的官方语言。明代著名学者万民英所著《三命通会》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阏逄"——编者注)、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蔡邕《独断》曰:‘干,干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谓之天皇氏者,取其天开于子之义也;谓之地皇氏者,取其地辟于丑之义也;谓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于寅之义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时始制,而地皇氏则定三辰,道分昼夜,以三十日为一月,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虚王,臣不虚贵,政教君臣所自起,饮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气而有子母之分,于是干支始有所属焉。"所以,司马迁和司马光所使用的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是中国最早的官方时间术语,属于"皇纲"性质,故而被采用为历史的纪年词语,以表示历史的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