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不仅是“主权在民”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城市看似只是一座座建筑、一条条道路的集合体，但更是一个个居民赖以生存的空间、实现梦想的乐土。因此，他们才是城市的主人和主宰。对他们来说，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大拆大建，并不意味着流离失所，并不意味着钢筋水泥，并不意味着消灭记忆；他们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各种期待，理应在城市规划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是避免决策失误、降低决策风险的重要保障。现在一些城市规划往往是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主要领导意图，“闭门造车”造出来的。由于制定程序不民主，规划的科学性不高，往往导致换一任领导，改一次规划，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贻误发展的大好时机。有人形象地把这种决策过程概括为“四拍”―――“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这种决策之下的城市规划，缺少预见性，难免会出现失误、暗藏风险。党中央不断强调，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牵涉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城市规划，就更需要公众来参与、来把关。
再次，公众参与城市规划还是降低行政成本、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在城市化过程中，拆迁引发的惨剧频繁发生，从直接原因看是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楚、财产征收征用的程序不完善，但追根溯源，其实是公众对城市规划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比如，在城市垃圾填埋场的选址、可能产生污染的重大项目的引进中，一些地方政府在规划阶段没有公众的参与安排，不少市民事前都不知情，但在项目建设开始后知情的市民强烈抵制，以致于最终被迫改变决策。其实，与其通过野蛮拆迁来实现城市改造，与其在事后花费巨额费用来维稳，与其在事后更改决策导致巨大损失，不如在城市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就充分听取民意，平衡好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承载能力、城市改造和市民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如在人大审议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人大代表的作用，让诉求得到充分表达，最终形成利益共识。公众参与的决策模式，看似费时费力，效率不高，却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经济损失，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其实，早在2008年1月1日新的城乡规划法开始实施时，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就有了法律保障。而新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更是强调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编制的权利。温家宝总理也曾强调，城市规划要做到“政府组织、依法办事、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但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基本上处在“事后参与”、“被动参与”的初级状态，规划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很少，或者仅有极少数的专家参与了制定过程。导致出现问题后，公众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上访的“被迫参与”。这足以证明，从良好的理念、科学的制度，到行动的自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截至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6.6%，且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在几年之内城市化率就将过半，未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选择定居在城市中。如果我们想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诗意地栖居”，就应该积极参与到自己城市的定位、规划和发展中去，通过公众参与来让城市规划更美好，进而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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