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新事物，有着强大的制度功能和创造力，也有着复杂的风险因素和波动性。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把握和运用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两次提及香港“由乱到治”的制度斗争与客观经验，将之作为“一国两制”在“非凡十年”经受考验与制度发展的重要成就。中国共产党治理港澳，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高度肯定和充分依靠爱国者进行高度自治和反分裂的制度斗争，取得了“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重大制度成果和政治进步。
爱国者治理是“一国两制”的核心法理原则。邓小平先生在论述“一国两制”时特别提出了“港人治港”的精确法理内涵，即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同时爱国者的基本标准是清晰和确定的，即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但这些法理原则与规范内涵在香港回归以来并未得到充分的法律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导致部分反中乱港分子渗透进香港自治体系并产生了从内部颠覆“一国两制”的制度风险。从2014年非法“占中”到2019年“修例风波”，这种颠覆性风险一再出现并极端化，倒逼中央依法出手，引入新制度元素，全面准确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就是中央治港的新制度元素，不仅对香港由乱到治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对澳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查漏补缺起到直接的借鉴和示范作用。港澳“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修复和完善，与党中央正确理解和运用“一国两制”法理原则与实践规律是密不可分的。
“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追求的完整治理目标就是港澳的良政善治。这一完整目标可解析为两个简明的层面：其一，政治忠诚的制度保障；其二，贤能治理的制度促进。理想的爱国者应当是一群有忠诚度和有管治能力的人，他们对国家制度忠诚，对“一国两制”忠诚，同时又在香港社会具有代表性，接地气，被认可，有公心，贤能有为。我们要理解到，民族复兴新时代所需要的港澳爱国者，必须是中央信任和本地社会认可相结合的优秀管治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所言，民族复兴进程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和风险，这就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管治担纲者不能仅以“忠诚”自满，还必须用“贤能”自证，才能不负时代，不负社会，不负国家信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是港澳良政善治的重要课题与持续性挑战。
中央在既往五年为港澳“一国两制”制度安全和良政善治打下了优良的制度基础：其一，香港国安法引入与澳门国安法的配套修改，确保港澳平台地区的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得到清晰而有力的法律保护，“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中的国家安全法律漏洞得到规范有效的填补，整体制度安全的法治水准得到结构性提升；其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以及修订澳门选举法，确保“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在选举环节得到完整而严格的落实，依法排除反中乱港、反中乱澳势力对特区管治权的渗透与颠覆，并进一步探索港澳民主发展道路和制度特色；其三，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及“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为整合性战略框架，以“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引导港澳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发展大局，从而为港澳经济转型、制度优化与全球地位更新提供了独特机遇和发展动能。港澳民主法治体系的转型与优化，以及融合发展的制度支撑，从内涵和预期上增强了港澳的制度保障和良政善治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