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价值理念相通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基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在理念层面互相融通。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推动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是中国古代先贤对理想社会愿景和国家治理目标的美好描绘。
第二,实践品格相合是“第二个结合”的现实根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这一典型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知行合一”等,在实践层面内在相通。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实践观点。例如,苟子言“知之不若行之”,王阳明言“知行合一”。“知”与“行”二者不可分割、相互促进,最终构成了儒家修身治学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点,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相结合,进一步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第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第二个结合”的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极大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是我们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进行的更为积极主动地理论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应有之义,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今天的中国正以巍然之姿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是因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