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拓案”中曝光的胡士泰等,不过是间谍侵扰中国的漫长历史中的“后来者”。
改革开放后,一些化妆成“国际友人”的商业间谍潜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景泰蓝制作、“英雄”与“金星”不锈钢笔套的抛光技术、诸多中药制作、宣纸制作、湖南龙须草席制作等传统技艺和专利技术纷纷外泄。
江涌称,现阶段中国之所以成为商业间谍案高发期,主要因为近年来中国在一些行业领域,如电信、网络、生物、航天等,与西方的差距迅速缩小,这些企业、行业的核心技术是相关对手极力想获取的“竞争情报”。
他强调,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由于掌握众多而广泛的资源,往往成为工业间谍工作的重中之重。
“西方如今对华情报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密集”。江涌说。
“力拓案”曝光前,“经济安全”是个冷僻的概念。江涌觉得,有些人说经济是“越开放越安全”,“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纪金融大危机的最小受损者”,这不仅麻痹了自己,也麻痹了国人。
其实,在现代商业社会,情报人员可谓无孔不入。比如,国外评级机构给中国企业评级,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企业审计,给中国充当“账房先生”;跨国投资银行给中国做咨询顾问,不仅有企业,还有政府,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这中间,就隐藏着大量情报人员,他们可能会以各种合法的身份做伪装,窃取中国的商业情报和商业秘密。
工业间谍的另一个重要“掩体”是非政府组织(NGO),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华苦心经营多年,在高校、科研部门乃至在一些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有着广泛的人脉与良好声誉。一些基金会常年为中国学者出国学术访问提供资助,同时为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
江涌说,某些基金的研究项目设计得非常“巧妙”,与我国的重大研究项目相一致,当某个重大研究项目快要结项的时候,该基金就会找上门来,向课题负责人或重要承担者,直接提供同样或近似的项目研究资助,如此即可经济快捷、轻而易举地拿到相关研究成果。
对于此类情报渗透活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称之为“里应外合”: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法,拉拢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为其摇旗呐喊、卧底刺探。这里有自称“精英”的学者、利欲熏心的“企业家”、“高瞻远瞩”的官员。“他们或发表言论,或引导舆论,充当外国的买办,更有甚者可以大笔一挥,多少人的心血顷刻付诸东流。”
在“力拓案”之前,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等,因涉嫌出卖国家经济主权被查处,应该是“最典型”的经济安全案件。该案中,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时,中国官员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门”,帮助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