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度消费的时代彻底终结。深陷危机中的经济体系就像“鸡蛋摔得散了黄”，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将所有的碎片拼回原来的模样。与从前比，接下来的时代将会有天壤之别。
2008年，世界停止了——而对于过度消费时代而言，这是一个彻底的终结。后知后觉的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异乎寻常的激进手段，以拯救深陷危机之中的经济体系。然而，正如那首儿歌“鸡蛋胖胖”里唱的：“蛋儿骑在墙头上，蛋儿摔得散了黄。”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将所有的碎片拼回原来的模样。接下来的那个时代，与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相比将会有巨大的差别。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本次危机迥异于以往任何一次。它与此前的一些波折——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年前的网络泡沫破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几次危机中，大部分压力仅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或某一类特定的资产，而世界其他地区，因与之隔绝或因自身具有恢复力，而得以幸免。这一次则是无处可躲。这个失衡的世界正处于痛苦却又必需的再平衡过程之中。
决策者、金融市场、商业界以及老百姓在泡沫嘶嘶作响时矢口否认其存在，因而他们都得出了同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个日益复杂、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已经学会容忍这种失衡了。有人称目前的这个时代为第二次布雷顿森林时代，并认为这个时代由中国(存款人和生产者)与美国(借款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共存关系而得到了巩固。在这种安排下，多数观察家开始相信，前所未有的储蓄和经常账户的失衡可以无限期地调整，而创记录的负债和货币失调同样也会如此。然后有那么一天，人们开始争辩，说世界将不得不直面它自己的失衡，但是大家一直认为算总账的日子还早。这是我们这个否认事实的世界所犯的致命错误。恢复平衡刻不容缓。
2008年的经济内爆是世界的失衡与一系列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互相作用的结果。
2008年的经济内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失衡的一个独特产物，而失衡则通过一系列不断膨胀的泡沫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美国是这一现象的发源地。自1990年代末的网络泡沫起，这个国家就走上了一条各种泡沫接连不断的道路――从股票泡沫到房地产泡沫再到信贷泡沫。这些泡沫自身的性质和程度都十分严重。当它们开始传染到实体经济时，则更加变本加厉。这正是过度消费时代最危险、最不稳定的一面。
最终，美国消费者被其中最大的一个泡沫吞噬了。2007年，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了令人瞋目结舌的72%，为美国历史最高记录，同时也是现代历史上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最高记录。这一峰值，比泡沫前的25年，即1975-2000年间的平均比率67%，高出了整整5个百分点。重要的是，这一消费狂潮并没得到该经济体的内部收入创造能力的支撑。2008年下半年，劳动者薪酬――从当前生产中获得的收入，降至8,000多亿美元的水平(实际收入)，低于上一轮周期的曲线。
事实上，美国的消费狂潮得到了两类主要资产泡沫的支持――房地产泡沫和信贷泡沫。由于唾手可得的低成本信贷，再加上创记录的房价涨幅，消费者从住宅房产的净房产抵押提取现金量所占的比例增加了两倍，从2001年占可支配个人收入的3%，飞涨至2006年的9%。美国人只有发挥价值日益高估的住宅的杠杆作用，才能继续维持现代历史上这场前所未有的消费狂欢。现在，这两个孪生泡沫――房地产泡沫和信贷泡沫已经破灭，随之破灭的还有美国的消费泡沫：在2008年最后两个季度，消费者实际支出下降的幅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年均3.5%的水平。
过度消费原本为“美国制造”，但世界其他地区也乐得搭上一程“顺风车”。
过度消费原本为“美国制造”，但世界其他地区也乐得搭上一程“顺风车”。由于缺少国内储蓄，美国不得不从国外输入盈余储蓄来维持增长――为了吸引资本，还不得不维持巨大的经常账户和贸易赤字。这正好与亚洲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的宏观失衡相匹配，2007年，这些国家的出口超过地区GDP的45%，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比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高出整整10个百分点。中国一马当先，仅在过去7年间，其出口占GDP的比例就从20%增加至40%。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完全可以看作一个“二次泡沫”——实际上，它就是美国消费泡沫的一个衍生物。
当然，终端市场需求并非只存在于美国一地。这一观察结果误导了许多人，使他们相信，亚洲出口国因为有日益多元化的外部需求组合，而得以远离危机。这只是一厢情愿。在此，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错，美国目前只占中国总出口的20%。欧洲和日本合计占中国总出口的30%，而剩余部分中，绝大部分都是以日益增长的亚洲地区内部贸易的形式进行的。但是，那种认为中国或其他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已经成功地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中“断奶”――或“脱钩”的观点，存在严重的问题。无论是欧洲、日本还是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内部个人消费不足，以及过度依赖出口作为越来越重要的主要增长来源。地区内部贸易的确是在发展中的亚洲国家急剧增长，但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持续下降。这些经济至今依然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终端市场需求。
由此，本次全球经济衰退的底线已经确定无疑。当世界最大的消费国――美国经济超常繁荣时，各主要出口国也会同样繁荣。但是，当美国的繁荣开始衰落时，全球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就会陷入严重的问题。这正是日本、亚洲发展中国家、德国和美国的NAFTA1伙伴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经历的痛苦调整的本质。所有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要么骤然减速，要么完全陷入衰退。
这个依赖泡沫的世界还有更加险恶的一面。当然，中国引领着一条再循环的道路：将其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美元资产。这使中国的货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任何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体都喜欢这样)，但这也防止了美国利率的上升――从而使依赖泡沫的美国消费者“奇迹”般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实际上，这个世界的各种泡沫是互生互长的。
在未来的几年里，泡沫破裂后的世界都有可能要顶着凛冽的逆风前行。
现在，游戏结束了。美国消费者很可能正处在一场为期数年的紧缩时代的初期，在未来的几年里，泡沫破裂后的世界都有可能要顶着凛冽的逆风前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的消费者可以填补这一空缺。消费的缓慢增长在日本和欧洲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现在，这种状况也已经在发展中经济体出现了，在这些地方，由于缺乏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安全保障网络，防范性的储蓄成了当务之急，从而限制了消费。在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的中国，2007年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降至历史最低点，约35%，不到美国的一半。总之，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可能会因美国消费泡沫破裂，因其他地方个人消费动力不足而艰苦挣扎好几年。这是一幅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后缓慢恢复的画面。
对本次危机的政策反应令人担忧，尤其是美国的政策重点是支持过度消费，而中国的刺激政策的重点则是维持过度投资。
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对本次危机的政策反应是令人不安的：世界各国正在竭力抵制再平衡。所有的短期战术措施都是为了遏制危机而采取的，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措施的战略影响。同样，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典型意义。华盛顿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减税和其他刺激收入的方法维持过度消费。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对止赎抵押品施以援手;实际上，这使许多完全无相应承担能力的人拥有价值至今仍被高估的住房，从而使住房自有率继续保持在与经济发展不相符的水平上。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重点，仍是通过58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投资，并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和提高出口退税支持出口。相对而言，在刺激消费方面却做得很少。
全世界都似乎相信，解决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办法，是回到从一开始就使我们陷入这团乱麻的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
这些举措表明，世界在这场痛苦的再平衡过程中几乎没有吸取什么教训：全世界都似乎相信，解决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办法，是回到从一开始就使我们陷入这团乱麻的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但是最终，这是这个世界最不需要的东西。美国不需要使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永久闹下去，它需要储蓄，并将之重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替代能源技术以及人力资本。中国不需要投资和出口主导的超高速增长，它需要将转变目前的经济组合，引导个人消费。但这两个国家看来似乎都不愿意、或都无法做出这个更具战略意义的艰难抉择。
令人沮丧的是，这一被动反应的思路反映出，世界各国似乎都在致力于寻找立竿见影的方法。这一次，这种被动反应因问题的严重程度而被放大了。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危机具有如此严重的威胁性，以致于短期战术措施必须优先于长期战略--无论推动结构性转型以实现这个失衡世界的再平衡的要求，看起来是多么冠冕堂皇。正是在这一点上，领导层对改变争论的重点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要有放眼量的勇气。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策不必考虑经济衰退和危机之苦的受害者的痛苦境遇。失业工人需要更多的收入支持，尤其是失业保险和再培训项目;而一个失灵的金融系统也需要权宜的修复。不过，虽然各国政府需要支持陷入困境的经济体系，他们必须要做的比这多得多。遏制危机的战术措施，不应当是对这场痛苦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政策反应的唯一重点。这个世界还需要有一个战略。
在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的巴拉克•奥巴马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做到这一点。初步的迹象表明要实施巨大的公共建设项目一揽子投资计划――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替代能源技术方面――这一举措非常令人振奋。但是，这引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勇气和智慧，将政策辩论从战术上转变到战略上来?
本次全球危机和衰退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它使我们有机会吸取痛苦教训，了解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如何避免未来再犯同样的错误。对于所有人来说，如果不能吸取这些教训并将从中获得的真知灼见用到新政策的制定中，那将是最大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