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样令人神思遐想，也有力地撞开了彭荆风记忆的闸门，使彭荆风想起了从前在边地山林行走时，遇见的许多美丽的梨花林以及有关的人和事。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创作激情，冲击着彭荆风，于是他立即伏案疾书。
人物、事件熟悉，构思极快，写起来也就很顺手；那天下午3时开始写作，傍晚6时左右就写完了。
虽然写作过程只不过两三个小时，却是经过了彭荆风几十年生活的积累和孕育；特别是经历了“文革”岁月、监狱生活的折磨以后，彭荆风表达了作为一个作家对人性美好的眷恋与追求。
故事叙述者“我”是一个带路人，读者在“我”的眼光指引下，沿着线性叙述顺序，跟着“我”经历了在小屋借宿的经过，也看完了“我”所看到的老猎人、哈尼族小姑娘等人助人为乐的行为和高贵品质。
因为是严格的第一人称限知性叙述，“我”所不知道的、没有搞明白的事，读者也随之不知道，于是故事产生了一波三折的叙述效果，悬念迭起，引人入胜。
《驿路梨花》的转述内容中出现的解放军战士是故事的焦点。他们是林中小屋的最初建造者，是“为人民服务”精神在小说文本中最初的践行者和发起者。
瑶族猎人和哈尼族小姑娘是这一精神的传承者，而“我”和老余则不仅见证了雷锋精神在少数民族居住区得到认同、传递的事实，也亲身投入其中。
三类角色共同完成了叙事链条的一个完整循环，即从旅行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和他者身份的构建和再现，同时也完成了意识形态教化以及合法性论述的完整过程。
而隐含在故事背后的“雷锋精神”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则作为缺席的在场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叙述方式和故事发生的语境背景来看，《驿路梨花》当可归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创作的“边地小说”。
这一小说类型以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构建故事，以边地风情和独特的文化景观生成文化意义。
《驿路梨花》的文本更侧重于以统一的意识形态整合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想象，这是小说实现其道德伦理价值的重要条件。
小说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此不是作为纯粹的幻想出现，而是构成小说推动现实社会的关键因素。
创作者的写作策略是面向一种可操作的道德实践，并期待以此整合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的家国观念。
文中身处地理边疆、文化边缘的少数民族人士对这一道德价值的接受、认同和自觉实践，勾勒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文化共同体得以维持的方式。
换言之，《驿路梨花》对于边疆的书写既从文化和地理两个角度勾勒出中原文化的“他者”形象，也构建了“民族国家”这个隐而不显的“自我”。
在这个意义上，凸显于小说中的旅行故事，本身就是作家参与社会生活并借以理解一个时代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