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依赖进口药和进口检查设备,患者的医药费才会有真正大幅度的降低。”邵一鸣介绍,治疗艾滋病的30多种药物中,目前只有5种可以实现国产化,但我国的药企早已具备关键治疗药物的仿制能力。由于我国政府尚未按照国际协定启动“强仿”程序(政府出面的强制性仿制),这些已经可以国产化的药物尚不能为国内的患者使用。
邵一鸣建议,应尽快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启动重大疾病关键药物的“强仿”程序。
而政协委员徐亮则表示,有限的卫生投入应投入到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中,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付基础病、常见病的预防和门诊治疗“打包组”。“打包组”内产生的医药费用,由医保基金按人头定额预付,医疗机构有了费用预先控制的压力,便会从预防做起,并努力降低群众的医药费用。
有限的卫生投入如何花更合理?尽管委员们的建议不一,但对于既有的政府卫生投入主要用于建设基础改建扩建,多数委员的态度是一致的———要谨防不符合实际需求的“被投入”。
徐亮委员说,现在乡镇一级的基层卫生机构,往往是房子建好了,里面锁着政府投入购置的高级设备,有些地方,电视机、床头柜一应俱全,这些只是“被投入”了,没有发挥作用,更没有人来评估这些投入的效率在哪里。
徐亮建议政协承担起这些政府投入的效率评估工作,他认为,政协委员应该在医改、政府卫生投入如何使用等方面,发挥民主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