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年―519年）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从政21年，经历了少年仕途得意，短暂体验了权力核心的风暴与争斗之后，柳宗元参与的历时仅半年的永贞改革失败，作为改革派的一员，被贬永州。虽为永州司马，却是编制外人员，不得干涉政务，没有官舍，柳宗元历尽了身体的折磨与内心的摧残。但从小所受儒家之教育，使他始终不忘自己辅时及物的志向，他立足现实，深入基层，重新审视为官之道，著诗立作，认为官吏乃是人民之仆役，官吏应该仁政爱民，实现自己为人、为官的`价值。
《送薛存义之任序》是柳宗元论为官之道的名篇，其中，柳宗元提到：“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拿来雇佣官吏，所以官吏乃是人民之佣吏，而不是人民的主人。正如柳宗元所说：“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他对现实中官吏之所作所为洞察很深，清醒的认识到，当时天下官吏拿了百姓的钱却不能尽职尽责，为人民办事，更有甚者，窃取老百姓的财产。柳宗元比较了家佣与官吏，同样的是拿了百姓的钱来为百姓办事儿，如果家佣偷了百姓的钱，肯定会受到责罚，但是官吏们贪**败，百姓却无能为力，拿他们没辙。柳宗元“官为民役”的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又一次发扬，正如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中所说：“子厚之政治理解，完全以‘为民之役而非役民’为主干”。而“官为民役”也成为柳宗元为官之道的基调。
作为民之吏，官吏都应该做到什么呢？首先是仁政爱民。官吏应该对百姓充满仁爱之心。在《捕蛇者说》中，柳宗元描写了永州蒋氏一家宁愿冒死捕蛇而不愿缴纳沉重的赋税，感慨人民生活之困苦而苛捐杂税之繁重，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悲叹，凸显了他对人民的仁爱之心。作为官吏真正的关心人民，就要勤于政事，为人民做实事，正所谓“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在《全义县复北门记》中，柳宗元记叙了一件事，全义县北门堵塞一百余年，因巫师言出入北门不利于本县政令的施行。县令卢遵咨询群吏，最后复建北门，使居住城中的人们方便出行，人民欢呼雀跃。柳通过遵之口说：“贤者之作，思乎利人；反是，罪也。”政令的施行，要以人民的利益、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做到这点才是贤明的官吏，不然政令再多，对人民无益，只能导致行政效率地下，而不能真正为人民办事。所以，爱民便要利民。利民的同时，柳宗元更进一步提出了“民自利”的观点。《种树郭橐驼传》中，柳宗元记录了一个善于种树之人，通过种树类比为官之道。要种好树，不能违背树之性，过多的关爱，干扰不但不能使树木繁茂，反害其生长，这正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官之道，亦是如此。利民的同时让“民自利”，民众依据天时生产生活，繁衍生息，而不被官员过多的自以为利民的措施政令所干扰，人民自然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安定的生产生活。顺民之天性，亦可使民安居乐业。在专制社会中，单纯的依靠行政命令进行直接管理是其表现之一，柳宗元立足儒学，结合道家“清静无为”之说，提出“民自利”的观点，是他对现实的深刻认识的表现啊！由此可见，柳宗元的为官之道正是：爱民而仁政，利民且民自利。
同时，作为“官为民役”的题中之义，官吏还必须公平公正，讼者平，赋者均。而且人民拿出自己的钱雇佣官吏，官吏应该清正廉洁，不可窃民之财。柳宗元为官之道是在封建制度之下提出的，难逃其局限性。可是他终其一生思考如何做好官，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在其位，则尽职尽责。不在其位，便著书立作。他“官为民役”的光辉思想，仁政爱民的行为准则，利民且“民自利”的观点都是我们值得欣赏和学习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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