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当看到黄州突围这一篇，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遍又再看一遍，此事好想把我此时的心情说给你听，说给大家听。
余秋雨曾经这样写到：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去找他的麻烦吧？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距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在起哄式的贬损，这两种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他何罪之有呢？苏辙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当把苏东坡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贫瘠而又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
从"乌台诗案"来看，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压在被告台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中国的独特国情千年以来难道就这样一直存在着？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地问，又有多少人借着正义和爱国的幌子去指责、污蔑、谩骂、诅咒那些我们中国人本应该尊重并感激的可爱的人。千年过去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些丑陋的东西难道还没有去掉吗？
乌台诗案后，他真正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就像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端急的溪流汇成了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