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央民族大学大学蒙曼教授做客央视,和外国朋友谈中国诗歌。当说到岳飞的《满江红》时,蒙曼教授补充了一句:根据有关史料,岳飞的《满江红》是明朝以后才出现的,换言之,这首词很可能是后人的托名之作;再说,岳飞一生戎马倥偬,且又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来支撑,《满江红》很有可能不是岳飞的作品。
在场的外国留学生大惑不解: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是坚持认为《满江红》是岳飞的作品呢?
蒙曼教授因势利导,道出了真谛:"这就是我们民族的价值取向,"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中国老百姓从心底里认定,如此壮怀激烈、气干云霄的词句,只有岳飞才能写的出来,如此洒脱豪迈、气势恢宏的书法,也才能配得上岳飞!
我不敢遑论有争议的史实,但是,我坚决地认同蒙曼教授所说的"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等充满正能量的民族价值观,因为它源于我们民族的土壤,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密码,它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
翻开浩如烟海、群星璀璨的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读着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我们仿佛触摸到诗仙李白的飘逸豪放、蔑视权贵的高尚气节;读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诗圣杜甫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拳拳之心;读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又仿佛更多地领悟了鲁迅先生疾恶如仇、犀利刚毅的伟大人格……
这些流芳千古的诗文,这些高山仰止的伟人,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更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令人自豪的珍宝!
但是,正如有阳光的地方一定有阴霾,有芳草的地方一定有败叶一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当然也会出现文学家人品和文品极不和谐的情景,最典型的,要数西晋时期的文学家、被人戏称"中国第一美男子"的潘安了。潘安的文章,辞藻华艳而气势非凡,风靡一时,"粉丝"甚众;但是,其为人则很不地道,趋炎附势,谄媚权贵,为后人所不齿;元好问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他:"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潘安的事例无独有偶。在现代和当代,就有两位文坛巨擘级的人物,其人品和文品也是相去甚远。一位在现代诗歌、话剧、甲骨文上的造诣,可谓登峰及巅;但由于其为人的趋炎和媚骨,渐渐为人们所淡漠;另一位,笔下的人物可歌可泣、铁骨铮铮,而在现实中,作者本人则看风使舵、乡原成性,是个不折不扣的"庸人";这种匪夷所思的反差,受到人们的质疑和非议,也就理所当然了。
大浪淘沙,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在文学史上,在某些文学家身上出现不和谐的现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枯枝败叶终将为滚滚向前的洪流所淹没,这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只有那些人格高尚的文学家的作品,历久弥新,在历史的星空中永远熠熠生辉---这就是人格的魅力,这就是我们民族高度认可的价值取向!
被康熙誉为"清代清廉第一人"的理学大家陆稼书,在教授学生时曾反复告诫:当今治学,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学位是其次;人品高,文品自然会高;人品低下,再高的文品也是空中楼阁。我们的乡贤一百多年前就为我们讲透了为人和为文之道,我们理当慎思躬行,在任何时候,都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语)。
做文学家也罢,做普通人也罢,人品始终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终其一身,无非是在实践陶行知先生的两句话,"千教万教,教做真人;千学万学,学做真人"。